说好“周一见”，老所长却倒在周末的书桌前
清晨的书房里，电脑还是热的，鼠标掉落在地，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简称上海应物所）原所长徐洪杰却倒在地上，安静地睡去了。
回忆起2025年9月14日清晨的情景，上海应物所原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朱彬华难掩悲伤。
就在两天前的周五傍晚，原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部主任李亚虹还和徐洪杰通了半个多小时电话。电话那头，徐洪杰的声音充满激情。他告诉李亚虹，自己正在组织团队梳理十几年来积累的500多份技术报告，并讲起“十五五”项目的规划。
电话的最后一句，李亚虹记得很清楚：“周一细聊，周一见。”
这句“周一见”却成了永远的遗憾。人们不禁好奇，这位将一生奉献给“上海光源”和“钍基熔盐堆”两大国家重要工程的科学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都做了些什么？
徐洪杰：我做到80岁，就不管你们了
9月10日，教师节午后，阳光洒进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徐洪杰的办公室。70岁的徐洪杰正和学生们合影。他执意让两位“得意门生”邹杨、杨群夫妇一左一右坐在自己身边。快门按下的那一刻，老人笑得像个慈祥的父亲。
杨群告诉《中国科学报》，那天，“徐老师特别高兴”。
4天后，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两大国家重器——“上海光源”和钍基熔盐堆的战略科学家，在家中溘然长逝。
“我做到80岁，就不管你们了。再过10年，‘80后’‘90后’成长起来，完全可以挑大梁了。”徐洪杰虽未等到80岁亲自交棒的那一天，但由他培养的新一代青年科学家已如春苗拔节，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土壤中扎根、生长。
大科学装置“造梦者”，他把问题分解，又让人心聚合
“有你们这些老面孔在，我就放心了。”
回忆起今年9月去世的老所长徐洪杰的这句话，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朱彬华仍记忆犹新。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时，数亿元设备同时进场，需要配备保安。内部讨论时，有人建议去外面安保公司招人，因为他们年轻、专业；有人提出用研究所里改革中分流安置的老员工，却担心可能会不太好管。
徐洪杰听说后马上拍板决定：“老员工是自己人，对所里有感情，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捣乱。”
后来，这些老员工果然尽职尽责，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着这个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的巨型“鹦鹉螺”。
无论是上海光源还是此后的钍基熔盐堆，大科学装置建设需要数百人的科研团队，也需要管理、后勤、基建等团队的支撑。组建团队、凝聚人心，徐洪杰愣是把这一大摊子事担了下来，并且漂亮地完成了。这背后，离不开他极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他论文不多，却撑起两大“国之重器”的产业化蓝图
2025年9月1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徐洪杰在上海逝世，享年70岁。
与徐洪杰相处过的人，回忆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有人说，他不像科学家，平时总穿着牛仔裤和马甲，遇见谁都能“侃”上几句；有人感叹，身为一名核物理学家，徐洪杰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因为他忙于“上海光源”和“钍基熔盐堆”这两大“国之重器”，以至于分不出精力写论文。
也有人评价，“徐所长在产业化方面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徐洪杰的战略眼光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上，也体现在站在工业应用、服务民生的视角，强调通过“有组织、建制化”的科研，开展应用目标导向的研究和攻关。
从光源到核能，高维视角下的战略判断
9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徐洪杰去世半个月后，一场以追思和战略研讨为主题的“务虚会”在研究所召开。
在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实现钍铀核燃料转换、中国站稳世界钍基核能研究前沿的关键节点，研究团队必须梳理清楚，如何从徐洪杰手中接过中国钍基核能研究的大旗。
会上，团队骨干重温了中国科学院钍基核能领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立项前，徐洪杰进行所内动员时的PPT。令人惊讶的是，15年前申请立项时，徐洪杰就已经在高维视角下，对钍基熔盐堆的技术框架和发展路径进行了准确判断和清晰规划……
徐洪杰：寻找“系统通解”的战略科学家
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钍基熔盐堆材料部主任黄鹤飞的思绪翻腾了一路。因为就在起飞前，他得知了同步辐射物理学家、钍基熔盐堆核能专家、上海应物所原所长徐洪杰于9月14日离世的消息。
“感觉一下子没了方向。”黄鹤飞沮丧地说，“前几天和徐所（徐洪杰）约定，今天把冷态设施调整方案发给他，现在不知道该给谁了。”
数周前，徐洪杰让黄鹤飞拟定一份“钍基熔盐堆冷态研究设施调整方案”。因为相关经费缩减，黄鹤飞初拟了一个“丐版方案”。但徐洪杰说：“不要管钱的事情，即使经费有限，也要奔着最好去做方案，现有装置可以利用起来，但必须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黄鹤飞立刻按“要做最好”的思路重拟方案，可就在提交方案的前夕，却听到徐洪杰“走了”的噩耗。这位曾带领团队建成我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攻克钍基熔盐堆关键技术并实现世界首次加钍运行的“司令”，永远离开了他毕生坚守的科研战场，享年70岁。
齐欣：因为喜欢，所以无畏
“妈妈，你是中国科学院的，又是学物理的。我物理学得不好，会不会让你觉得失望？”获得202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之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高能所）高级工程师齐欣，突然被女儿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齐欣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不会的，姑娘，你只要尽自己努力去做就好。”
每次提到女儿，齐欣都会很疼爱地称“我姑娘”。她对女儿的要求不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出最漂亮的结果，而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尽力而为。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杨锐：钛铸强国器
“奋斗者”号载人球舱在10909米深海顶住2000头非洲象般的压力，长征五号氢泵叶轮在-253℃超低温下以超音速旋转，C919大飞机国产发动机的钛铝叶片划破长空……这些“大国重器”的核心部件上，都凝结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杨锐团队的执着与创新。
2025年，杨锐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的人生轨迹恰似钛合金材料——以坚韧承托使命，以突破定义边界，在“上九天”“下五洋”的征程中，成就科学家与国家需求的同频共振。
“材料是工业的骨骼，钛合金的韧性与强度，恰如科研工作者需要的坚守与突破。”从实验室配方到生产线产品，从剑桥博士后到钛合金领航者，杨锐深耕钛合金领域数十年。如今，他正带领团队攻关新一代耐高温钛合金，目标是支撑高超音速飞行器突破2000℃耐热极限。
张晓东：扎根一线16年，从“小学徒”到“劳模工匠”
今年对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晓东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他不仅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所在的微纳加工技术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科学院第六届科苑名匠称号。
时针拨回2009年，硕士毕业的张晓东刚加入苏州纳米所，就一头扎进纳米加工平台，一干就是16年。
纳米加工平台是集半导体微纳加工、检测及封装于一体的技术平台，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目前已拥有超1万平方米超净实验室、各类半导体设备300余台套，可满足各类光电子器件、功率电子器件、微纳器件、生物芯片及传感器的研发需求。
从普通工艺员到技术骨干，张晓东见证了纳米加工平台的成长。“上述荣誉是对我们单位与团队的认可。”张晓东告诉《中国科学报》，激动之余，他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传承这种“工匠精神”。
张永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我们做科研讲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永胜在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大处着眼’就是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润滑材料研发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全链条都统筹好，为成果转化铺好路。‘小处着手’就是抓细节，从基础理论、新原理这些最底层的东西开始研究，把基础打牢。”
张永胜秉持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带领团队长期扎根西部，在陶瓷摩擦磨损、润滑与密封等关键领域深耕细作，开展了一系列系统性、创新性科研工作，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凭借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今年，张永胜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加尔肯·叶生别克：星空守望者，用热爱打败寂寞
1994年，25米射电望远镜在乌鲁木齐天文站（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前身，以下简称新疆天文台）南山观测基地落成，初期只服务于国际天文联测。为了充分发挥望远镜的科研潜力，新疆天文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脉冲星、恒星形成与演化和活动星系核方向的天体物理观测研究。
“这是天文台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但也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当时，我作为少数年轻科研人员，有义务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我选择了恒星形成与演化研究方向。”新疆天文台研究员加尔肯·叶生别克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主动承担起星际分子谱线观测系统的建设工作，从“零”起步，让新疆天文台25米射电望远镜成为我国最早建成厘米波分子谱线观测系统的望远镜。
因为在科研与人才培养上的出色表现，今年，加尔肯·叶生别克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刘小京：农业科研要考虑“后天的事”
初夏的细雨零星落在渤海湾，距离海岸线20公里的河北沧州海兴县小山村山西洼，一片茂密的柽柳林舒展着叶片。林下，悠闲踱步的大白鹅啄食着谷粒，时而昂首发出“嘎嘎”的欢叫，为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增添了几分田园诗意。
“这可是咱河北省最大的人工柽柳林！看这长势，今年柽柳的胸径至少能再长半厘米。”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刘小京轻抚着树干，自豪地对《中国科学报》说。
时光倒回20年，这片林地还是一片盐碱荒滩，“春天白茫茫，冬天空荡荡”。当初，刘小京带着团队要租下这片地时，村民们直摇头：“这地种啥死啥，你们能让它长草就算有本事，要啥钱嘞？”
刘小京偏要让荒滩“长本事”——不仅要种，还要种出特色来。如今，他在盐碱地上播下的“特色农业梦”，已然开花结果。
徐力刚：十年冷板凳 一颗赤子心
在鄱阳湖枯水期暴露的泥地中，几个人合力抬着地下水打井装备艰难前行，目标是停靠船舶5000米外、更靠近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这段距离正常行走也需要1个小时，在泥地且负重的情况下，他们足足花费了2个小时。当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到达指定地点时，真正的“重头戏”——鄱阳湖生态水文高频观测系统安装调试工作才刚刚开始。
每年的10月下旬至翌年4月上旬，鄱阳湖会迎来枯水期，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会从20多米下降到6~7米，裸露的洲滩湿地成为了候鸟的觅食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地湖所）研究员徐力刚团队会在这期间来到此前选好的地址，放置、安装、调试鄱阳湖生态水文高频观测设备，以观测鄱阳湖洪泛湿地的生态水文过程变化状况。鄱阳湖丰水期来临前，他们会返回这些地点，将设备中不防水的部分拆卸、回收，并维护修缮即将留在水里的部件，确保它们安然等到下一个枯水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徐力刚在这里留下了近20年的青春。今年，因为在通江湖泊湿地生态水文过程与模拟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徐力刚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高原上的守望者
从位于西宁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高原所）出发，穿过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冷龙岭的雪线在车窗外逐渐清晰。
这是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海北站）站长张振华常常要走的一条路。
再往前走，就到了风峡口。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四季，只有冷暖两季，年均气温-1.7℃，极端最低气温可达-37.1℃。在平均海拔4000米处，一抹红色在灰黄的山地中跃入眼帘。那便是海北站。
海北站矗立着一座铜铸牦牛雕塑，其基座上镌刻着数十个字——“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就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牦牛精神”。
1976年，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西北高原所选择在此建立研究高原生态学的野外台站。从那时起，一代代科研人员就像高原上的牦牛一般扎根于此，用脚步丈量草甸，用数据记录生态变迁。
“牦牛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现在，我们也像它们一样，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张振华说。
杨春和：把“绝不可能”变成“完全可行”
5月的一天，武汉暴雨。当《中国科学报》记者一早来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岩土所）准备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岩土所油气中心负责人杨春和刚刚送走一拨客人。接下来，还有一场小范围的技术交流活动等着他。不久前，杨春和获得了202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事实上，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冬，早早来到所里开启一天的工作，是杨春和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曾经，为应对国家重大工程中的突发状况，他甚至不顾尚未完全恢复的病体带队进行科研攻关，最终成功破解了技术难题。
杨春和告诉《中国科学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并不主张年轻人“996”甚至没日没夜。但他坚持认为，勤劳依然是这个时代最美好的品质之一。对科研工作者而言，以造福大众为目标的勤奋劳动，是取得科研突破、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办法。
……
“一切梦想的实现都必须靠勤奋劳动实现，科研也是如此。”杨春和直言，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全社会依然需要大力倡导热爱劳动的品格，形成“劳动最光荣”的氛围。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劳动的意义就在于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开展周而复始的艰苦探索，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创造性劳动，努力解决现实难题、不断取得新突破。
深耕工业无线技术领域的“拼命三娘”
“向科研‘无人区’发起挑战，意味着会面临诸多基础性难题，越是没人做，我们作为科研‘国家队’就越要做这个开路先锋。”梁炜骨子里自带一股闯劲，是同事眼里的“拼命三娘”。
梁炜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自动化所）的一名研究员。近年来，她带领团队深耕工业无线技术领域，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从实验室研发到成果落地应用，20年打磨一把科研“利剑”，为我国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梁炜也因此获评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梁炜有30多年党龄，也是团队中最闪亮的行动标杆。在她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具有高度凝聚力，共同在科学的海洋里踏浪前行。“团队强，个人才能强。我们的团队非常稳定，氛围很好，大家都很自律，而且都很有理想和情怀，心和劲都往一处使。能与他们共事，我感觉很幸运。”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梁炜说。
“老西藏”余成群
“你怎么还在北京？”电梯门打开，同事的声音打破了余成群的思绪。就在刚刚，他还在电话里指导西藏农牧民饲草种植技术。一时间，他也有些恍惚，自己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西藏。
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这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高级工程师余成群的工作地点。但从23岁起，他所有的时间都在服务高原草业，36年来300余次进出西藏，足迹踏遍了西藏的74个县（市区），行程逾100万公里。
从耐寒旱牧草引种筛选，到新品种选育、高产稳产栽培和草产品加工，再到提出并验证西藏草业发展“时空拓展理念”，余成群带领团队推动西藏草业科技创新实现了“从0到1”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从零星向整体、从细碎化向体系化转变，为西藏草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相关研究两次获得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余成群还是西藏脱贫攻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连续6年主持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西藏地区的第三方评估，带队完成近10万农户、干部或企业访谈，为西藏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和决策依据，并荣获“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优秀个人”奖。
“我们算得上是中国科学院的西藏队了。这辈子算是交给西藏了。”10年前，余成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道。如今，59岁的他“研究高原，服务西藏”的初心依旧，只是头发从半白变得几乎全白，谈笑间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几分。作为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他更是西藏农牧民口中的“生产队长”、同事口中的“老西藏”。
冲击地表最强、成为亚洲第一，“强磁”团队如何练成？
研制成功32.35T（特斯拉）极高磁场超导磁体，中心磁场超过地球磁场64万倍；制备出9.4T、800毫米口径人体全身成像磁共振磁体系统，一举成为亚洲第一；进军0.7T、1.5T、3T、7T等不同磁场强度无液氦磁共振成像系统领域，满足我国科研、医疗、国防等关键领域液氦供应需求……
因突破无液氦超导磁体成套关键技术、研发出多种适应苛刻环境的无液氦特种强电磁装备，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以下简称电工所）无液氦高场强磁装备研究团队荣获“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团队”称号。
这个“磁力”超强、战力“爆表”的团队，正以“不畏挑战”“先干再说”的攻坚精神，冲向超导磁体科学领域的一座座高峰。
曹文宣：“十年禁渔”仍应持续推进
澜沧江的激流在脚下咆哮飞卷，一根溜索横跨于数十米高空。
一个年轻人正借助惯性沿溜索飞驰过江，突然，溜壳一震，溜槽脱离了索道，歪向一边。与竹编的溜索直接摩擦的，只有两条细长的皮带。皮带摩擦着溜索，发出“咔咔咔”的声响，随时可能断裂。
“糟了！”年轻人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命悬一线、惊心动魄的往事，曹文宣依然记忆深刻。那是他长达70年的科研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次。那一年他才26岁，青春洋溢，对野外科考充满了好奇。
顺着《中国科学报》记者的提问，这位年过九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生物学家、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回忆起那些难忘岁月。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84岁的郭爱克早早地走进办公室，一如往常。
狭长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垒着两摞书，其中尤为醒目的是一本厚厚的《新德汉词典》。37岁时，根据中德科技交流协议，郭爱克被公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获得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郭爱克的办公室位于走廊入口处，这里总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酸甜气味——来自玉米粉、啤酒酵母、麦芽糖等，这些都是喂养果蝇的食材。从事果蝇研究多年，郭爱克对这种气味习以为常。
鲜为人知的是，直到53岁，郭爱克才开始迷上果蝇。许多人不理解，年过半百了，何必开启新的研究方向？他却说，兴趣更重要，自己年过半百转换研究方向，没有纠结得失，也没有那么多思想负担。他还说，“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要有勇气做困难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才有影响力。
接受采访当天，他特意佩戴了一条枣红色的领带。这条领带是2003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佩戴过的。这次佩戴，是为了庆祝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李岩及其团队首次将果蝇送上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在“果蝇上天”的筹备期间，郭爱克多次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为项目细节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