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岩：大学学风建设需多部门联合应对
现在的学风建设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相当严峻。学生层面来看，抄袭他人作业，敷衍实验环节，甚至考试作弊；教师层面，自我拔高学术业绩，甚至拔高工作量，以至于失范。工科专业推崇逆向工程，把国外的产品拿来山寨；理科表现为数据不规范；文科摘抄他人观点，一稿多投。究其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放卫星开始，摧残大学精神，现在负面效应明显。1980年代以来，以量化为导向，使得学风问题更严重。
现在大学决策层重视建章立制，规范教育，查处各种失范问题；院系层面重视学术导向。但这样一些举措的效果是逐渐衰减的——教师对规则都是熟悉的，但急功近利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学生经过教育后知晓规则，但每年还是会发现有作弊现象，高技术作弊手段也越来越多。
尽管科协和科学院、工程院制定学术规范，组织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媒体曝光批评，都起到了推动和引导作用。但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各种坑蒙拐骗，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依然对师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各种没有任何规范的“增刊”“文集”“编著”，也在诱惑学者。
国外对于道德教育是很重视的。我在哈佛学习时候，看到一块牌子写着：“我以学生的名誉担保，我在作业中和考试中不给予和不接受别人任何帮助。”就挂在黑板前。北京理工大学每年新生典礼必谈学风建设。必须从本科生尤其新生抓起。我们的体会是，正面、反面案例是最好的教材，能够立刻让学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们历时两年，制定了一套系统的学术规范，包括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查处什么。校学术委员会、学部委员会、院系共同努力，反复征求教师意见。学术规范必须严格，并兼顾可执行性。
2010年，我收到一位芬兰学者的来信。他投诉我校博士生B、C抄袭其论文。我们查实后，致函IEEE取消该论文，取消抄袭者B博士生资格，对挂名者C警告处分，对导师监管不力给予通报批评；芬兰学者对处理效率和结果很满意。2009年，教师A投诉教师B的博士论文部分内容抄袭硕士生C的论文；组织校内外专家调查分析，分别听取三人的答辩，认定所指控部分内容是B指导C完成，但B在博士论文中未说明，给予B通报批评。
调查学术不端事件的体会是：行动要迅速，有的单位，长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社会效果不好；调查核实要听取各方意见；查处结果要公开，有利于风清气正。
下面讲讲我们的困惑和建议。一方面，学风建设面临大学外部的压力。我曾经历一个司法案例：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本科生，因考试作弊未获得学士学位起诉学校，法院两次判决学校复议其学位。再比如，某研究生在英语六级考试中请人代考，被取消申请硕士学位资格，此后反复上访，以自杀威胁学校。
外部压力还包括竞争压力：在申报各类竞争性项目时进行“打包”“优化组合”“精心包装”，然后向评审专家游说；还有执行压力：某项目执行期两年，甲方于第2年的6月首次向乙方拨款，并要求乙方于10月底提交结题报告；乙方被迫拼凑成果。
另一方面是大学内部的消极。比如“法不责众”的问题：某文科教授被投诉一稿多投，调查发现这类现象在该学科非常普遍，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还受到鼓励；还有规范边界模糊的问题，比如某教师被投诉一稿两投，调查发现其中一篇是提交会议的论文，会后被某期刊选用发表；该教师无一稿两投动机，但知道此结果后并未声明该论文作废。
中国大学的学风建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态势，大学决策者要有扭转被动局面的决心和投入，要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努力担当学风建设的楷模。中国大学要全面加强失范查处、建章立制、规范教育、文化建设等工作，从短期治理取得进展，到逐步走向健全长效机制。中国大学的学风建设需要大学共同体、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司法部门等联合应对，共同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