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世界性通病，还是中国式顽疾
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传统分类学的没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基因技术的逐渐成熟，通过DNA检测研究判定植物类群间亲缘关系的方法正逐渐取代通过形态进行分类的传统方式。英国皇家植物园自2006年一位裸子植物分类学家退休后，该岗位一直空缺至今；并且该植物园也没有人接替已于2007年退休的一位蕨类植物分类学家。
但在王文采的眼中，国外情况与国内有很大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1990年他到瑞典进行短期考察，发现当地的科学家野外考察时几乎不再采集标本，只是拿着一个瑞典植物检索表进行对照。他们表示经过几百年的搜集，植物种类已几近完整，近年来只发现过罂粟科的一个新变种，后来还被论证为误判。
自1753年林奈发表《植物种志》起，国外分类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以搜集发现为主的传统分类学鼎盛阶段已经过去，转向利用DNA技术分析几乎成为必然趋势。相比之下，我国的分类学在20世纪初才开始起步。
“我们的野外采集和分类描述还远未结束，就急着学外国人藏进屋子搞分子生物了！”王文采为记者举例，在植物所的标本馆里，杜鹃花的品种有20多种，而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植物标本馆里，收藏了超过100种的中国杜鹃花。
“英国的植物志每30年就要重新修订一次，中国这么大，不能把传统分类学当做一锤子买卖！”他很激动。
面对学科萎缩的困境，另一批科学家则将板子打在了急功近利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上。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长彭华告诉记者，SCI评价标准主要以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为依据，这也成为衡量中国科研人员的主要标准，进而直接和项目申请、职称晋升挂钩。
而分类学属于最典型的积累性学科，长期野外的考察记载才能完成一篇论文。发表一个新的演化理论，也可能得在数十年后才得到重视和承认。因此分类学论文，很难发表在目前国内的重要刊物上。
彭华介绍，往往就在同一个植物研究所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的，做一个实验，很快可以写报告，一个研究组一年几十篇SCI；而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年不可能写到两位数。
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和一个老一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后者研究方向并非传统分类学，现在已经是博导了，而那位科研工作者由于投身传统分类学，长期野外实践，书写了不少，却很少能发SCI，至今还是副研究员。
“两个一比较，向哪儿发展才对路，年轻人心里都有数。”彭华说。
面对一刀切的评价方式，黄大卫直言损失的将是国家利益。有农科院的教授常将农业生产中发现的病虫害送到动物所鉴定，结果不到几年时间，便从“什么都给鉴定”变成了“什么都鉴定不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鉴定一个标本可能要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都忙着搞论文呢！”黄大卫说。他已经将自己的主攻方向转向了生物进化。
在研究所的分类学硕士圈子里，大家常把放弃读博或者改变研究方向的人称为进化树上的分支，“拥有稍微舒适一些的生态位”。
当然，每届还是会有一些对传统分类学矢志不渝的“傻孩子”，有人便开玩笑说，所里分类学的老师“潦倒并快乐着”，只是为了每届出现的那么几个“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