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买了一本《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两三年前我也读过同一作者胡宗刚先生的传记文学《不该遗忘的胡先骕》。我对胡先骕先生早有景仰，也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是，写点什么文字方可突显我的“创新性”呢？——因为“创新”在当下是个时髦的词汇，我不由得首先想起了它。虽然全球的经济仍然不够景气，但是现在谈“创新”不愧为一个及时雨般的词儿，有了创造性的新东西或许可以带我们走出困境。经济衰退之时更要往前进，若不随着时代或环境而进，那就像沙滩上的一粒细沙终归被大潮的涌动所吞噬，被淹没，必消亡。物种演化亦是如此，“适者生存”——不适应环境就要被淘汰，基因不突变个新玩艺儿出来，该如何践行“优胜劣汰”的道理呢？于是乎，国家在创新，科学院在创新，研究所在创新，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多人在说：“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创新”。

 

理论可张口便谈，但是事实往往与理论或与理想状态相距甚远。毋庸置疑，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无论是科学大师，还是文化大师（健在可谓“大师”者或许硕果仅存有几位，但之于国家、社会、民族的前途，其影响力已然很小）。国人每到年末总好感伤，因为那时大家都爱发问，我们国家何时出现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以耄耋之躯，振臂高呼：中国一定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2007年他给了个期限，20年。算一下，我近半百，在人类正常生理年龄阈值内推测，我当可见到这位或多位（乃是美好的愿望）本土诺奖得主。但发问者不可谓不多，中国的沃土之上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吗？

 

远的暂且不扯，把视角再拉回我的周遭。我在某研究所研究动物分类，但是就在我所处的这个学科——分类学来看，中国已无大师——或还有一两位硕果仅存的耄耋老人。但，历史上有一位人物在我心中是中国分类学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分类学之父。此人，乃江西新建人（属南昌市），字步曾，名唤胡先骕。现在研究分类的人士了解他的人极少，甚至几乎少有人等听说过这个名字。胡先骕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公元1894年5月24日），卒于1968年7月16日，享年75岁。从岁数看，胡先生过了古稀，却未至耄耋之年，按现在的健康水平看，他去世有些早。究其学术贡献，却很了得。纵观其一生，他始终未脱离花草树木之干系，他是地道的植物学科班出身，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1913年19周岁时入加州Berkeley大学学习农艺，后改为植物学；1923年再度赴美，于哈佛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1925年荣膺学位后归国。除了钟观光先生可与其媲美外，他可谓最早大量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国人；继而系统研究中国的植物分类学，一生发表植物学论文140余篇，发现1个新科6个新属和一百几十个新种，最著名的是他与门生郑万钧先生描述的水杉新种；他还与邹秉文、钱崇澍先生合编中国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以及编撰各类植物学领域的开拓性专著十余部。在中国科学发展史的长河中，胡先生也是不可替代的一颗巨星，他在美国即与留美同学任鸿隽、周仁、杨杏佛、秉志、赵元任诸先生发起了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回国后，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江西省实业厅技术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农林专修科教授；继而与中国生物学界的鼻祖秉志、钱崇澍等共同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均任植物部主任，因秉志经常不在北平，静生所长一职常由胡先骕代理。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学会首任会长。1948年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院士之一，解放后他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

 

胡先骕先生不仅是位科学大师，还是一位文化大师。他3岁读私塾，习《三字经》、《千字文》；5岁《论语》、《诗经》倒背如流，还会对对子。20岁加入了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擅长诗词歌赋（1960年钱锺书先生为其选定校读了毕生所作之诗，编订《忏庵诗稿》，存诗294首），国学根基厚实。他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大胆批评了陈独秀、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但从他与胡适通信中可见，两位胡先生私交甚好。他还与刘伯明、梅光迪、吴宓、柳诒徴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他的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教育文化比较、清代诗词研究的论文发表于此，后人称为学衡派。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罕有的文理兼通的大家，在学问上不仅做的是一流的，在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社会活动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国家、社会、民族的未来鞠躬尽瘁地奉献着自己的热量，在道德品行与人格魅力方面亦可谓高山仰止。这样的人是真正令人佩服的大师，尤其是作为一名科学家，其内心充满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以及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是值得后世敬仰和学习的。

 

转而试问当代的莘莘学子，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爆增的研究生们，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到崭新的学术理论，我们可以熟练操作各项实验技术，我们可以写出漂亮的SCI论文来；我们今后也许去国外做博士后，或者进入高校、科研院所评教授、研究员，拿基金，做项目……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表科研人员是综合素质高的人群，亦不能证明拥有知识者就是懂文化的人。如果对1948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到1955、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再把1980年那批学部委员也算上，考量他们的历史的话，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少年时饱受国学熏陶，青年时奔赴欧美或东洋留学，接受西方系统的科学教育，受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影响；然后都以报效祖国的热情回国，投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建设和发展上来。他们当中有写下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小提琴曲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有编写过汉语部首大字典的物理学家王竹溪，有善写诗词和书法的几何学家苏步青……

 

但是由于国内教育体制、社会背景、家庭环境的原因，后来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们、研究生们几乎很难找到“综合素质”很高的人物了。因为我们小时候，绝大多数人没有背诵过四书五经，除了语文课本的那点儿唐诗宋词，外加从《古文观止》中选出来的几篇经典的古文外，我们这几代人没有国学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我们就像荒漠戈壁一般贫瘠，在艺术方面更无甚追求。国家历史时期内，常年的重理轻文的思想，也导致了学生发展一边倒的结果。在国内研究生制度的培养下，如前所述，研究生们可以成为合格的科研人员，但是大多数缺乏科学人文精神，导致在科研上没有兴趣，缺乏一股热情或冲劲，很多人只是为了拿到学位，找到安稳的、收入高的工作，机械地为了改变自己从较为贫穷的境地到融入白领阶层或社会中上层的命运。如此种种，“大师”该如何出现？科学大家该怎样被孕育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科学院、研究所愈来愈重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开设了课程供学生学习。但是，学校教育仅仅是人生教育的一个部分，甚至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之后，是一块相当微弱的教育部分。谁能相信学生听了几次综合素质教育的讲座，就真能提高了素质？解放前的科学家和解放后的科学家，他们之间是值得深入比较研究的，大师级的人物显然是在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而他们又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熏陶和培育，并且离不开美育的点缀。对于研究生综合素质教育，莫不如讲授些中国近现代科学家、文化名人的故事，请文科教授作关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文化的讲解，增加对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的哲学、美学和艺术史的讲授，甚至应该教授博物学或自然历史知识，带同学们去郊区森林和湖泊观鸟，认识花花草草……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只有你感到了你所处的环境和自然是如此绚丽多姿，如此美妙绝伦，你才会真正爱上它；只有你感受到自己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你的科研成果可以为人类作出贡献，你才会真正爱上你的研究工作；当你不再为不能发出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苦恼，而为探索你的研究领域内的有趣现象而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超越束缚在你身上的教育怪圈而真正为自己的爱好和情趣，自由和真挚地活着！相信，有这样广众的改变，就一定会孕育出新一代的一个又一个大师来。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几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时报》 (2009-11-13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