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了，退休十几年了，去世了
一天，一个朋友致电给黄大卫，希望找位专家进行标本鉴定工作。
“我想找茧蜂科的专家。”
“刚退休了。”
“那姬蜂科的专家呢？”
“退休十几年了。”
“小蜂科呢？”
“已经去世了。”
青黄不接几乎成了黄大卫等老一辈分类学家的心病。由于项目经费少、编制少等问题，不少研究生重修其他专业，还有人索性进入公司，或者报考公务员。
“要是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动物分类学可能已经完了。”黄大卫告诉记者，除了基金委每年为分类学领域设立的300万元资助基金，动物分类研究几乎很难申请到重大科研项目。
相比动物分类学领域，植物分类学专家们似乎要风光一些。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由4代植物分类科学家历经半个世纪考察、编纂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奖项在过去10年内曾7次空缺。
但位列获奖人员第四的王文采却喜忧参半，因为植物分类学同样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
2002年“五一”劳动节，他到西北植物所看标本，发现当年编纂《秦岭植物志》的那批人全都退休了。一个标本馆的退休教授告诉他，由于缺乏经费，如今连学术期刊都无法订阅。
两年后，他又去江苏植物所考察，得知所里只剩下了一个40多岁的师侄，另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帮忙收拾标本。
“新疆、青海、沈阳，好多地方都不行了。”王文采重重地叹了口气。
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初，其时重要的研究机构是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拨款很少，但生物分类研究因符合“科学救国”的理念而被大力支持。当时一般大学教授月薪不过300元，而此研究教授则有600元之多，是令人羡艳的职位，这使得该学科在民国时期的自然科学中学术成就仅次于地质学。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分类学一直是很多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从1959年开始，先后有312位植物分类学家共同投入了《中国植物志》的编写。
如今，王文采常和四川大学的牡丹花专家方明渊教授通信。方明渊的父亲方文培曾历经40余年创建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被李约瑟爵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
每次收到方明渊的来信，王文采都会拿红色圆珠笔标注出重点，在最近的来信里，他在一段话下面重重地画了红道：“只是与生产有关的，园林、药材、林业方面的问题才来找我，最近又来了个搞旅游的。想到川西采标本，没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