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衍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0-8-4 1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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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学急剧萎缩 后继乏人成专家心病
 
退休了,退休十几年了,去世了
 
一天,一个朋友致电给黄大卫,希望找位专家进行标本鉴定工作。
 
“我想找茧蜂科的专家。”
 
“刚退休了。”
 
“那姬蜂科的专家呢?”
 
“退休十几年了。”
 
“小蜂科呢?”
 
“已经去世了。”
 
青黄不接几乎成了黄大卫等老一辈分类学家的心病。由于项目经费少、编制少等问题,不少研究生重修其他专业,还有人索性进入公司,或者报考公务员。
 
“要是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动物分类学可能已经完了。”黄大卫告诉记者,除了基金委每年为分类学领域设立的300万元资助基金,动物分类研究几乎很难申请到重大科研项目。
 
相比动物分类学领域,植物分类学专家们似乎要风光一些。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由4代植物分类科学家历经半个世纪考察、编纂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奖项在过去10年内曾7次空缺。
 
但位列获奖人员第四的王文采却喜忧参半,因为植物分类学同样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
 
2002年“五一”劳动节,他到西北植物所看标本,发现当年编纂《秦岭植物志》的那批人全都退休了。一个标本馆的退休教授告诉他,由于缺乏经费,如今连学术期刊都无法订阅。
 
两年后,他又去江苏植物所考察,得知所里只剩下了一个40多岁的师侄,另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帮忙收拾标本。
 
“新疆、青海、沈阳,好多地方都不行了。”王文采重重地叹了口气。
 
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初,其时重要的研究机构是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拨款很少,但生物分类研究因符合“科学救国”的理念而被大力支持。当时一般大学教授月薪不过300元,而此研究教授则有600元之多,是令人羡艳的职位,这使得该学科在民国时期的自然科学中学术成就仅次于地质学。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分类学一直是很多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从1959年开始,先后有312位植物分类学家共同投入了《中国植物志》的编写。
 
如今,王文采常和四川大学的牡丹花专家方明渊教授通信。方明渊的父亲方文培曾历经40余年创建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被李约瑟爵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
 
每次收到方明渊的来信,王文采都会拿红色圆珠笔标注出重点,在最近的来信里,他在一段话下面重重地画了红道:“只是与生产有关的,园林、药材、林业方面的问题才来找我,最近又来了个搞旅游的。想到川西采标本,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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