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清华》是一本在2008年4月出版的传记集，共描述了21位“海归”学者的人生经历，作者大多是他们的子女为了记忆先人们一生的心路历程，用满含亲情的文字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像片”，写出了这些老教授们所走过来的道路。

 

这些老教授们的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期间都曾随学校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当过教授，助教或者学生，所以在这些记述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他们在长沙和昆明的事迹以及在迁校过程中，种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注意到这21位教授都是解放后“新清华”的已故老教授并且大多是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的人，其中不少就是和我一样的同龄人，更多的就是我的教师，少数则是我的学生。

 

“老清华”成立于1909年，称为“留美预备班”，梅贻琦以及越元任等很多名人都是这一届的学生。学校于1928年改制成为正规大学本科，称为“国立清华大学”。联大教授备广喆就是“第一级”的学生，要照现在的说法，应该称为1932届毕业生。在21位老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是王补宣，他是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系1943届的毕业生。我则是1939年机械系的清华毕业生，毕业后，任助教，在昆明生活七年。1943年开始，给大班讲课，开出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机构学三个课程，在这21位老教授当中最年长的是马约翰，他与最年轻的王补宣相差有四十岁之多。所以他们的子女在写作有关父辈们西南联大经历的来源千差万别，但同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下面我只拣出几篇我也很熟知的事迹做介绍，以丰富对西南联大的“回望”。

 

 

施嘉炀在昆明是西南联大工学院的院长。他是在1915年考入留美预备班的，同班同学有顾毓琇、梁实秋、吴文藻、吴景超、孙立人、陈植等，皆于1923年8月离开上海乘轮前往美国的，而另一同班梁思成因受伤，延期一年出国。

 

施嘉炀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五年共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机械）和三个硕士学位（机械、电机、土木水利）于1928年学成回国在母校工程系任副教授，工程系原附设于改制后国立清华大学的理学院，后扩充为工学院。最初只有土木，机械和电机三个系。院长是顾毓琇博士，而施嘉炀则任土木系主任，此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清华大学了。

 

1936年5月2日，施嘉炀与协和护理班毕业的魏文贞结婚。而施湘飞则出生于1937年11月。学校由长沙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顾毓琇转去重庆工作，工学院院长始由施嘉炀担任。1938年夏初，魏文贞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由天津乘船经香港到河内与前来迎接的父亲相聚才开始了全家一生不离的日子。

 

西南联大在昆明市区的西北角盖了一大片“新校舍”，而工学院却在东南角的拓东路路北相邻的三个会馆改建成的。施先生把家安置在西端的江西会馆的西北角教师宿舍中，实际上，在三个会馆中主要的房屋建筑都安排成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车间，其中金工和木工车间的规模是很大的，金工车间中有很多由美国进口的车床、铣床、铇床、剪切机等。这些机床通过皮带传输由一个很大的电动机来带动。在木工车间里则有很多的国产木工车床，也是通过一个集中皮带传动系统。

 

到了1942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把昆明巫家坝飞机场扩建成他们的空军基地。在这里要盖很多营房。这时施湘飞已年近五岁，已经懂不少事，她不仅能到院长办公室把父亲叫回家里吃午饭，也知道父亲是负责组织“清华服务社”的。

 

成立“清华服务社”，我想主要有两个目的，当时，抗战大后方，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盟军开始虽然失利，节节败退，但中国老百姓却充满着乐观情绪。可是在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而工资尚无增加，可以想见教师们都过着一种困苦的生活。所以建立“清华服务社”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工学院的各种设备做些生意用以贴补教师们的家用，第二个目的就是要给造营房的美军服务，据我所知至少承包了以下两个合同：

 

一是为营房地板制造“企口板”，二是为营房制造开门锁门的把手和开锁机构。这种机构在设计上甚为巧妙，是机械系的南开教授孟广喆发明设计的，得到美军的赞誉。

 

我为“清华服务社”工作有限，只不过隔一两个月骑自行车去美军有关部门领取货款而已。今天回忆这些往事，倒觉得有些甜滋滋的。

 

 

史国衡是在1939年暑期在西南联大法学院社会学系毕业的，所以和我皆属为清华十一级的同级生。在昆明期间并无相互往来。1949年8月我由美国回到解放后的清华园，在化工系教授“力学”和“化工机械设备”等课程。史国衡任社会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和总务长等职务。相互之间有一些来往。

 

史际平在《家在清华》一书中所写的传记题目为《追寻——写于父亲逝世十二年之后的日子》，用一种满怀亲情的文字描绘了父亲的一生。

 

史际平是史国衡的幼子，生于1959年，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姐姐。他虽年纪小却对他父亲的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从他父亲很多生前好友口中听到很多对史国衡的评论和著作分析。他是一个有热心肠的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昆明学术界，有一位三十岁刚出头的年青社会学家，很有点名气，就是费孝通，而史国衡则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

 

1938年1月底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向昆明转移。教职员与同学集体分两路前往，一路走海路乘海轮到越南河内然后由滇越铁路乘火车直达昆明。一路主要靠步行西行经过湘西和贵州省的贵阳，黄果树再进入云南东部经过曲靖到达昆明。史国衡是参加“步行团”的同学，这是一次闻名中外的创举。全团除280余名学生外还有著名的教授闻一多、曾昭伦、李继侗、袁复礼、黄钰生和很多的年青教师等。全团于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开始曾乘过225公里的长途汽车和125公里的江船，到达常德后即进入长途拔踄了。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24公里。

 

在昆明一时找不到足够的空房，文法学院暂停在滇越铁路的蒙自县城，史国衡前去得知附近旧县的锡矿工人的劳动状态存在不良情况，便在学习过程中抽空前往调查研究并最终写成了他的学士论文《矿山与矿工——“个旧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重视。

 

1939年8月，史国衡在西南联大社会系毕业，留校做助教并在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了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的工作。

 

费孝通在昆明云南大学社会系工作，并于1939年到西南联大兼任教授，史国衡经常与同学张文毅等前往费家去请教，因而更增加了他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广度。

 

史国衡于1941年转职到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工作，成为系主任费孝通教授所领导的一个著名研究群体“魁阁”的成员。他们于1940年冬由于躲避日本侵略军的轰炸，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村外的一所“魁星阁”中，成立了“实际调查工作站”。他与张之毅、谷包、田汝康共四人在其中工作。这个魁星阁有三层，下层有厨房和洗手间，中层为办公室，上层为宿舍。大家艰苦奋斗做出很多的调查研究成果，史国衡所写出的著作《昆厂劳工》在1943年由导师费孝通亲自翻译成英文名为《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1944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45年他得到哈佛大学与燕京学社提供的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学习并开展研究工作共三年，于1948年7月回北京在母校社会系任教授。

 

 

杨式德是在昆明1940年暑清华土木系毕业的，他虽和我不同级不同系却有深交的友情，和我在西南联工学院共事七年，同屋三年，1945年同时出国，同船到纽约登岸，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同一年回到北京母校任教。他在土木系教“结构力学”，我在化工系教化工机械设备，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我被调往新建立的北京石油学院，才分手各忙自己的工作了。

 

他在1938年2月随同“步行团”由长沙出发，经两个多月的跋踄于4月到昆明并于5月进入土木系三年级学习。他在途中记有《湘黔滇旅行日记》并于1999年为庆祝西南联大建立60周年纪念时正式出版。这是记录行程最完整的资料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下面只引录其中一些片段，可见一斑了。

 

3月2日：“……早饭后，团长集合训话，说以后行军大家要整齐队伍，不许争先或落后。他说我们已经给土匪头子写信了。他们是讲义气的，然而仍然有危险。”

 

3月17日：“……前半日在路上见到袁复礼先生，穿西服、皮鞋、手里提着斧头随时打击山石，加以考查。正休息着，闻一多先生来了，戴礼帽、穿中式浅色长衣，腰束黑带斜插着大烟袋，下面挷着腿，拿着手杖，充满了朴朴风尘的意味。”

 

4月10日：“……今天不时地落着雨，左足的袜子全是泥了。从关岭到永宁22公里，大致说来，是上一个大坡，很吃力。今天又没有发干粮，在这22公里的路线中，一个村落也没有，饮水的地方都找不到。……”

 

杨式德初到美国时，是去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院读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于1947年春季转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在《家在清华》一书中的21位老清华人中，还有很多位我都很熟悉，如马约翰（全国体育界最知名的老学者之一），陶葆楷（土木系主任），章名涛（电机系主任）等等，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很长，不能再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