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赵婉婷 实习生胡彬雅

去年十月，曹明然以一作身份完成的Nature论文上线那天，她为这项耗时五年的成果写了一首小诗。

“这个滑坡下面是深渊……我选择不成为你的附庸。”

了解她的经历后，会更好理解诗句背后的含义。曹明然本科就读于世界顶尖学府剑桥大学，博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拥有发表过Nature和Science文章的闪光履历。她热爱自己的研究，也享受从0到1的探索。但她依然选择离开学术界，且没有半点犹豫。今年3月，距离曹明然入职一家英国生物科技公司已满一年。

为何放弃这些光环选择离开？曹明然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读博时，她的课题曾被忽略，也曾承受导师传递的焦虑。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对科学本身及科研体系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她意识到，想要取得科学突破，并非只有留在学术界一条路。

以下是她的讲述。

曹明然

PI有点像产品经理

我的博导是一个挺神奇的人。他身上既有对科研纯粹的求知欲，又有很重的功利心。

2020年，我进入他的实验室。博二的时候，为了实验室的首篇文章发表，在他的要求下，我放下了自己的课题，花了一年多时间负责这个大项目中的小鼠手术与数据分析，而我自己的项目却长期停滞。

当一个实验结果不符合预期时，他就容易钻牛角尖，认为整个项目被毁了。几乎每天，他都会突然要求我们放下手头的实验或其他事，跟他开会。而这种开会的频率让我们很难全情投入在实验中。他还会在我休假的一大早打来电话，让我马上提供一些原始数据。

我不认同他的很多处理方式，但又能够理解他，因为他的确面临着各种压力。我成为他的博士生时，他刚建立实验室一年，很多体系尚未搭起，还赶上疫情期；而作为一名年轻的PI，他面临着6年内非升即走的压力。因此，他就想尽快发一篇影响因子非常大的文章。

他的焦虑情绪，无形中转移到了我们身上。我曾对他说，你给所有人的压力太大，大家都有点受不了。只是，向上管理并不容易。直到那个大项目的论文于2023年发表在Science后，他的焦虑才终于有所缓解。

曹明然（中）与实验室成员

发表顶刊固然很好，不过对我来说，我更相信研究本身的重要意义。我也相信成果不会因为发在哪个期刊上，其价值就发生改变。

以我自己的博士课题为例，这项研究虽然后来顺利发表在Nature上，但是文章早先公布在预印本平台时，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我一直对荷尔蒙如何调控行为和大脑的编码非常感兴趣。在这项课题中，我发现雌性小鼠在饥饿6小时后，会快速从一个“好妈妈”变成一个冷血杀手。不过，在特定的荷尔蒙环境中，也可以让饥饿的小鼠继续维持它们的“好妈妈”状态。有趣的是，这种同时受饥饿和荷尔蒙影响的行为变化，非常精巧地由下丘脑同个区域的同一个单个离子通道所调控。

我很享受从无到有设计实验与分析数据的过程，也很享受从一片混沌之中寻找故事主干的过程。基于我的研究结果，还有很多值得延伸探索的方向，例如这个行为可能和产后抑郁相关的临床研究、以及该神经环路的饥饿上游调控存在关联。但导师明确表示，他不打算深入这些方向。当时，他可能更趋向于容易出结果的研究。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是让实验室产出最大化的方式。但是作为开展这个研究的人，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

曹明然等发表在Nature的文章

读博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我将来想要成为PI，学术路上的每一步路都需要精打细算。比如，我的博士后方向需要和博士的方向相关。同时，为了持续扩大在领域内的影响力，最好将来也在同一个领域深耕。这会让我有种坐井观天的感觉——明明我的初心是看到更广的世界。

我渐渐发现，PI有点像产品经理，他们离一线实验更远，工作更多集中在推广自己的论文成果上，同时还要做许多横向项目。

所以，导师在我眼中并非一个“坏人”。在面对他时，我也学会了降低自己的预期，坚守自己的底线。我会在课题被疏忽时要求与导师定期讨论，也会要求在他增加无意义会议时保证我投入实验的时间。

我曾以为科学可以解答所有谜题

最初选择读博，一是因为我想理解神经科学本身，在掌握神经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我自己，理解行为背后的驱动；另一个原因是，我曾对科学抱有一种有些不切实际的迷恋。我曾想把自己的价值依托在科学上，也曾以为科学可以解答所有谜题。

然而，随着博士课题的开展，我产生了一种“存在主义危机”。

以神经行为学研究为例，我们如今做的许多课题，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人做过了。之所以要重做一遍，是因为当年的实验设施和方法学相对落后。我们相当于利用新技术“再造轮子”。然而，受限于当下的实验条件，很可能20年后，未来的学者又要用那时更先进的手段，把这些实验再做一遍。

同时，如今主流的还原论研究方式意味着，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了解某种调控在小鼠脑内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比如，利用光遗传学手段我们可以知晓哪一部分神经环路对特定行为比较重要，但无法真正了解它是如何作用于行为产生的。

此外，在做大量动物实验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复杂的感受。我会花一些时间让小鼠熟悉我，让它们在我手上跑来跑去，这样在做实验的时候它们就不会过分焦虑。但是最后，我需要它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跟我想做的事产生了矛盾，违背了为了拯救和理解生命而学习科学的初衷。

我也会思考我的研究是否值得作出这些牺牲，尤其是看到一些人为了发表更多文章而重复“造轮子”，牺牲这么多生命。这是我不赞同的事情。

所幸的是，这并非我的个人感受。读博期间，同实验室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会一起吃午餐。通过与他们交流，我确定不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们仿佛形成了一个互助小组，互相疗伤。

曹明然（右）与论文合作者

我一直记得博二时与舍友的一次交谈。那段时间，我常常做实验到晚上九点后回家。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在宿舍冰箱翻找夜宵时，与这位舍友打了个照面。我们平常各自忙于实验，住在同一屋檐下都很少见面，那次好不容易碰面，我们聊了很久。

他来自斯洛文尼亚，那天他提起，他有一位阿姨从未看过大海，尽管她住得离海非常近。当她终于被家人拖去海边后，却说大海无趣，不如自己门前荒芜的小草地。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学术体系的象牙塔内，就会对外界一无所知。

即使当时我还不确定未来要走怎样的路，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想和那位阿姨一样，在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后，却为了自己的安全感而否定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仍选择走回舒适区。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渐渐不再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叙事。并且，科学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值得被解决。

曹明然

离开之后，我重新思考科学与科学产业

读博后期，我明确了自己想要去工业界看一看，去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

2023年，我在一家AI制药初创公司实习，用AI技术在公共数据库中挖掘靶点，这突破了我过去只能用小鼠操作的限制。2024年底博士毕业后，我加入了一家通过机器学习研制抗癌药的公司。

这类工作给予了我更大的个人成就感。我们是许多患者眼中的希望，这会让我更有动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此外，每个工作项目的周期较短，不会给我一种重复做事的感觉。另外，我也告别了动物实验，完全投入在数据分析中。

回想读博期间，我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课题，难以从心理上与之解绑。所以那期间我写了很多诗，仿佛是给我自己找一个情绪锚点。现在，我拥有了更多纯粹的休息时间。

我决定把理想主义和自我意义放在艺术创作和表达上，放在提升自己上。我继续写诗、上诗歌课，也会去做陶艺、打网球、学法语，还与朋友一起写小说。

所以，即使我的博士课题在我毕业后不久顺利发表于Nature，我也没有考虑回到学术圈。实验室的其他几位学生和博士也都没有留在学术界。有人去做科创投资相关的工作，利用科研知识帮助公司决定投资怎样的初创项目；还有人像我一样进入制药行业；还有人去学医。我们都摆脱了学术体系的束缚，但仍在做科学相关的事。

现在的工作也让我看到了商业模式与学术界产出的融合。我开始重新思考科学的意义，以及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才可以让更多人开心地待在科学产业中。

事实上，太多PI在奋力争取非常有限的资助。尽管目前评判一个项目能否获得资金的评价体系已经足够规范，但仍然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向因为科研资金的紧缺而被舍弃。通过政府主导的计划投入更多研究资金，的确能让某一个领域蓬勃发展。但如果想要把这个蛋糕做大，吸引更多投资者，可能需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科研产出的实际应用或商业前景。

我也想成为做蛋糕的人。在积攒一些经验后，我会考虑回国创业，做一些跟小分子和荷尔蒙相关的制药项目。其实我觉得从本科到现在，我都局限于用科学相关的视角来理解世界。所以我也乐意通过改变现在的环境，接触更多的工作与人来拓宽我认知的边界。

回过头看，我曾小小地后悔过读博。我也会想，如果当时我选择计算生物学方向，或许我的研究领域会越来越宽。但人总是会美化自己没有走的路，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一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经历。

曹明然读博时，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窗外的夕阳

*文中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