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李政道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40多年前，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在中国设立博士后制度，并同时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并于1985年正式设立博士后制度；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博士后制度已从最初十个流动站，18个博士后，发展至近8800个站点，累计培养超过40万名博士后，许多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院士与企业领军者。

可以说，正是这一博士后制度的设立改变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格局，如今已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引擎之一，吸引了大量海内外高层次青年人才，为科研机构和高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博士后制度不仅推动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深度融合，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建设科技强国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博士后制度发展过程中，基金资助、跨学科培养、国际交流机制等不断完善。制度本身的成长，也是一部薪火相传的育人史。这离不开李政道先生生前亲自参与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其背后更是李先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眷恋，对祖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殚精竭虑，对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始终如一的关怀。

我与李先生初识于2000年的日内瓦世界实验室大会。我当时还很年轻，而他已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家，但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的虚怀若谷和对中国青年学子那份真诚的关怀。2003至2006年，我在担任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期间，有幸得到李先生的亲自指导。李先生对青年的关心、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的信念和长期的坚守。

自1972年首次回国至2010年的38年间，李先生63次回到祖国。育才兴国，始终是他心系的首要事业。他推动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等多项人才培养计划，覆盖了一位科研人员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关键成长阶段。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将目光投向了博士后的培养机制——如何让在海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继续成长，如何将他个人对青年人才的关怀转化为国家对青年人才的制度性支持，成为他长期努力的方向。

今天，我想通过“博士后制度”这条主线，以四个故事为载体，与大家共同回顾李先生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制度、将制度拓展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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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

始于一份持续而具体的建言

四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高级科技人才极为紧缺。博士特别是海外归国的博士，不仅面临科研平台的局限，还常常受制于复杂的户口、编制、分配等体制瓶颈，难以发挥专长、有些海归博士甚至因政策不明确而长期待业。此外，当时国内对“博士后”这一概念普遍陌生，更不了解其对独立开展科研的关键意义。但是，李先生基于长期海外观察，深刻思考后指出：“得到博士学位不过是工作的开始，尤其是理科的学生，通常尚需有一段‘博士后’时期的训练，才能主持科学研究的任务。”

他意识到，若缺乏博士后这样的制度安排，回国人才将难以持续成长，甚至面临流失的风险。正是出于这样的远见，1981年起，他多次向国家提出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建议。

根据档案记载，怀着促进中国科研人员队伍成长和壮大的思考，1983至1984年，李先生利用回国机会，不仅与时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周光召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丁公量、汪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等学界代表多次探讨，还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走访上海、苏州、安徽、山西、甘肃等地。因此，他对当时国内的情况非常了解，深知祖国科技人员在科研条件、生活状况及因体制局限而面临的诸多问题。他深深感到，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妥善解决科研人员的具体困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鉴于此，他先后多次致信国家领导人，由浅入深、从框架到细节地提出“科研流动站”的构想，并系统提出了设站规模、站点选择、研究员任期与人数、设备配置、研究选题等建议，甚至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博士后人员解决工资、编制、人事制度、住房及配偶户口等细节问题提供了具体方案。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同志专门会见了李先生。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设想，指出：“成千上万的留学人员回来是很大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他还问道，“只建设十个站是否太少”，强调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使之成为制度。这一问，看似简单，却是对李先生坚持与耐心的最好注解：制度从来不是仅有一个好的构想就可以完成，而是靠深入的调研，充分的准备，详细的设计，和长期的坚持与守护者才能被听见、被理解、被采纳并发挥制度的作用。

第二个故事

关乎两个“第一位博士后”

1985年，从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学成回国的洪志良博士，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他怀揣科技报国的理想学成归来，但复杂的分配制度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他回国发展的道路上。

幸运的是，在李先生数年的力促下，经过有关部门反复磋商和专家多次论证，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标志着博士后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

在博士后制度确立当年，洪志良博士在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的邀请下，进入复旦大学物理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他也成为博士后制度创建后招收的全国第一位博士后，编号“001”。

他从“漂泊”到“落地”，从科研不确定到有平台可依，最终成长为集成电路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和教育者。洪志良的经历表明，制度创立的核心始终是“人”——只有让人能安心科研、站稳脚跟，政策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事实上，在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前，试点工作已经展开。1984年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和生，经李先生推动和丁肇中教授推荐，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陈和生博士后的成功实践，为即将全面推开的博士后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个故事

经费的远见与制度的可持续

李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博士后制度若要持久，必须解决好经费保障问题。

1984年，他再次致信邓小平同志，建设性地提出建立博士后基金，他在信中建议：“非常感谢您对博士后流动站的支持，中央已拨二千万人民币，我很想将此数一半为建筑之用，一半可建立一‘邓小平博士后奖励金’，用投资方法，每年取其利息而用如此，可用之不竭。”

这一创新制度当时也有人认为可能造成“大锅饭”风气。李先生得知后，立即致信周光召，详细说明和论证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风气，希望消除误解。他还为拟派考察国外博士后事宜不遗余力地介绍美国博士后经费情况、提出考察计划建议，专门撰写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及其他院系博士后情况概况，并收集了向美国诸多物理系及国家科学研究所发放的调查问卷供考察团参考。由于李先生前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提供的丰富资料，考察团最终无需成行。

他的建议，包括将国家专款部分用于建设公寓，另一部分作为基金，通过运营收益支持长期运作，以及将博士后年资助额从8000元提高至1.2万元、以保障体面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均被采纳。除了经费上的支持，博士后制度还打破了传统人事体制的束缚，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使用开辟了一块“制度特区”。

199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李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通过多渠道吸引捐赠、设立资助名义，推动基金良性运转。甚至在1994年国家外汇政策调整时，他仍积极沟通，为基金会争取保留外汇账户，保障博士后国际交流的能力。此外，他还为博士后证书设计了博士后图案。这些细节，处处体现他对制度可持续性的深刻思考。

第四个故事

长期的陪伴与制度的温度

自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以来，李先生一直担任全国博管会顾问，对博士后工作的进展非常关心，尤其关注遇到的困难。据全国博管会原办公室主任庄毅回忆，李先生几乎每年回国都会参加博士后工作会议，认真听取大家的困难，并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全国博管会办公室原副主任、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博士后处原处长刘连军深情回忆道：“记得当时因为博士后公寓建设经费迟迟未落实，李先生亲自去找当时担任原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同志沟通，很快落实了建设经费。”在发现博士后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后，他又建议成立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动员多方面力量解决经费问题。

此外，李先生还多次与博士后们座谈交流，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和联谊活动，倾听他们讲述科研与生活的情况，并以切身体会传授治学方法，勉励博士后们珍惜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他们创造的条件，努力工作。这种“陪跑式”的关怀，让制度既有规则，又有人情；让青年学者在关键阶段不感孤单，而有制度可依、有前辈指引。

这四个故事串联起的，不仅是一项制度的诞生历程，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从问题发现到反复建言，从试点探索到系统推广，从资金设计到长期陪伴——李政道先生既是构想者、设计师，也是长期的守护者。他把对青年成长的个人关切，升华为可传承的国家制度。

可以说四十年前，李政道先生以一名科学家的严谨与战略家的远见，为中国科技事业埋下了18颗“希望的种子”，如今这些种子已长成40多万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支撑起中国科技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这份跨越时空的远见，将永远照亮中国科技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向着未知勇敢探索。祝愿年轻的博士后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勇攀高峰，不负自己、不负时代、不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