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毅

2000年年底的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曾毅的家中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虽然天气很冷，但主人热情的接待，让两位客人内心备感温暖。

那是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简称生命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钟儒刚第一次见到曾毅，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但当时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

钟儒刚和同事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邀请曾毅“出山”，担任计划创建的北工大生命学院院长一职。谈话间，曾毅建议新学院将病毒性疾病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研究方向，而且要瞄准国际一流。“北工大要发展生命科学，就要立足于解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

一席言毕，两位客人带着很多收获离开。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在此后的20年中，这位和蔼长者，会给北工大生命学科乃至于他们的事业带来怎样的帮助与感动。

“要做世界一流的病毒学研究”

20年前的北京工业大学，一场机构改革正在校内如火如荼地进行。

“当时，为了提升科研实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学校正在准备调整教学科研机构，组建一些新的学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钟儒刚回忆说，彼时，学校希望将与生物相关的教学科研团队汇集成一个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生命学院。

创建一个学院困难重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当时，有很多知名专家、学者被列为院长候选人。但几经比较，曾毅对于学院发展的构想最受认可，且来到北工大带起一支崭新的队伍，他也颇感兴趣。于是，2002年，北京工业大学生命学院正式成立，曾毅成为了首任院长。

那一年，曾毅已经年过七旬，但他对学院的规划却有着明确的判断——病毒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科学角度说，还是从国家和北京市需求的角度讲，研究病毒性疾病防治工作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在筹划之初，曾毅便旗帜鲜明地提出北工大要建设自己的P3实验室，做全世界一流的病毒学研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2002年底，国内高校首个P3实验室在北工大建成并投入使用。

就在实验室建设完成的第二年，非典不期而至。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刚刚建好的北工大P3实验室发挥了重要作用。“以P3实验室为基地，我们完成了一系列国家和北京市下达的科研任务，在非典的相关药物研发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钟儒刚说。

重点方向的突破，引领了北工大生命学院的全面发展。几年的时间里，在学位授权点等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北工大生命学科，拥有了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学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随之，拥有了本科特色专业、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科研国际交流基地等，在2006年全国学科评估中，名列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第13位……

“这一切，都源于曾先生当初的高瞻远瞩。”钟儒刚说。

“不能让他们死于无知”

除了为学院的发展定基调、指方向的“顶天”之举外，曾毅也有很多针对学院师生培养和教育的“立地”之为。

在北工大生命学院任职期间，曾毅培养了近百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钟儒刚回忆说，曾毅虽然生活中平易近人，但是在学术研究上要求却极高。即使很多操作可以交给机器来完成，他还是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做实验，练好基本功；只有严格的训练，才能保证实验过程可靠、实验结果稳定。

作为我国最早的艾滋病研究者，他除了成功分离出我国首株艾滋病病毒HIV-1AC株外，还亲身投入到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担任北工大生命学院院长期间，曾毅还指导学生社团在全国高校率先发起了“红丝带”志愿者活动。

“曾先生的这点认识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北工大生命学院教授胡利明对曾毅当初的一段话印象深刻，“他说，一定要在大学生上学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因为他们是高危群体；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怎样做才是安全的、什么才是对的，不能让他们死于无知！”

“培养学生不能只传授知识，还要从世界观上进行深刻的教育和培养。在这方面，曾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师者，他都做到了。”胡利明说。

“是科研人员，更是医生”

作为科学家，曾毅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系列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方法，大大提升了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率。然而，这其中的辛苦很多人并不知道。

广西和广东地区曾是曾毅开展鼻咽癌病因研究以及相关防治工作的主要地点。2013年，钟儒刚跟随曾毅来到广西南宁，参加了病毒与鼻咽癌现场研究40周年学术会议。在会议结束后，曾毅提出要到广西梧州等地进行考察，并做一些宣讲工作。

考察地点偏远，一行人需要从南宁坐长途车，考察过程中还要深入不同村镇。考虑到曾毅已经年逾八旬，钟儒刚劝说他适当削减行程。然而，曾毅却乐观地说：“别说长途车了，想当年我在这里开展工作、下基层时都坐牛车，现在坐汽车算啥辛苦？”

曾毅口中的“想当年”，指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他在广西开展了大规模血清学普查工作。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于这段经历，曾毅曾有如下表述——

检查鼻咽癌须从每人的身上取几滴血，很多当地居民害怕被检查出患有这种“不治之症”。更有极端者，一位中年妇女居然说：“你们要取我的血，我就跳河。”说完，她真的跳到了河中。从河里将其救起后，我耐心地向她科普“抽血检查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鼻咽癌”，并最终说服了她。

在曾毅多年的推动下，截至2005年，广西共普查了467957人，查出188例鼻咽癌病人，早期病人占87.2%，使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率从原来的20%至30%提高到85%以上。

“从查找病因到进行流行病学研究、实验室研究，再到大规模筛查，直至最终找到有效的防治之道，这是一个极其完整且伟大的工作。”钟儒刚如此评价道。

在曾毅担任北工大生命学院院长10年之后，他依然多次奔赴广西进行调研并举办学术讲座，推动自治区政府出资数千万元，将对鼻咽癌和肝癌的大规模筛查列入广西健康惠民工程。

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前两天，曾毅的弟子、北工大生命学院生物技术系主任盛望参加了科技部一项鼻咽癌早期诊断方法重点研发计划的评审。在评审中，他发现几乎所有的申请者在开始论述自己项目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曾毅此前在该领域获得的科研成果和进展。这让盛望不胜唏嘘。

“不论身处怎样的位置，无论承担着怎样的工作，在曾先生的心中，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更是一名医生。”盛望说。

“我讲的话，他们就信了”

曾毅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但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位“领导”。

在入职北工大之前，组织上为曾毅配有专车。每次乘车，曾毅总习惯坐在较为宽敞、安全的后座。

然而，也有例外。比如，专车限号时，他便会搭乘胡利明的“顺风车”，这时曾毅都会坐到副驾驶的位置，即使胡利明多次邀请他换到后座，也会遭到他的拒绝。

“曾先生说，我坐在这个位置，因为你不是我的司机，而是我的朋友。”每每想到曾毅的这番解释，胡利明都备受感动。要知道，当时的他只有40多岁，而曾毅却已经年过八旬。

就这样，几年间，胡利明先后为曾毅开了十几次车。直到由于身体原因，曾毅住进了医院，这段缘分才算结束。

2020年，曾毅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同事们到医院看望他时，老人嘴上念叨的依然是工作，甚至还想等身体好一点儿了，再带队去癌症高发区搞现场研究。

同事们说：“您别去了，到时您给我们写封介绍信，我们替您去吧。”曾毅却摇摇头：“如果我去，地方上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我去了，你们的工作能够开展得更迅速些……”

类似的话，曾毅之前就说过。那是他在学院工作的时候，为了配合广西地区的两癌筛查，他还会回到一些基层乡镇进行宣传教育。同事们劝阻他时，他也是说：“你们讲老百姓不一定信，我讲的话，他们就信了……”

2020年7月13日，带着对人类公共卫生事业的无比眷恋，曾毅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此时，距离那个寒冷而又温暖的冬夜，过去了整整20年。有人说，在这片不大的校园中，他度过了“德高望重”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