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再过两天，就是第36个教师节了。节日是庆祝和赞美的海洋，但纪念和守望不可或缺。今天，我们将对教师节的关注目光，投向一个平日少有人关注的学科——农史学及它的开拓与守望者。相比不久前备受瞩目的考古专业，农史学尤其是“冷门”中的“冷门”。而从事这个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们，更是几十年、数代人默默耕耘，鲜有被媒体关注的机会。但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对我国传统农业历史的伟大得窥一斑。

正值新一轮开学季，高校校园里又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杨乙丹仍对多年前在该校上的研究生第一课记忆犹新。“迎新座谈会上，老师们首先给我们讲的是研究所和农史专业的基本信息，讲辛树帜、石声汉等前辈们的辛苦耕耘和在农史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

直到现在，这个优良传统仍然在持续。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农业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该校的发展岁月里，活跃着一个农史研究专家群体，他们是开创中国农史学科的一支中坚力量，历经了数代人、几十载的积淀，使得我国农史研究有了今天的面貌。

但令人遗憾的是，设立农史学科的大学迄今只剩下四所。年轻一代农史学人的心中，五味杂陈。

可不知农、不事农，但不可轻农

“这个时代，你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不可以轻农。”西农大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现代中国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是我们的‘血脉’”。传统农业文明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独特的价值。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樊志民来到了西农大开启农史研究之路。上世纪80年代初，同来者因忍受不了环境的艰苦而选择出国或调离，樊志民成了仅有的几个留守者之一。在农史研究中，他率先倡导地区与断代史研究，在西北地区和秦汉史研究中开辟了“新天地”，确立了他的特色领域和学术地位。

谈到当初的选择，樊志民表示，在现代社会，农业仍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产业，农业文化仍是民德归厚的精神家园。从文明的高度理性综合阐释中华农业的成就与贡献，是农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史研究长期学术积累和学科发展的体现。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樊志民还主持创建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并亲自担任馆长。这座博物馆非常“了不得”，馆藏农史文物2000余件、套，是国内目前展示体量最大、内容最为系统的农业历史专题博物馆。珍本古籍特藏库拥有各类中国古籍1.2万余种、50000余册，其中善本文献40余种。尤以古农书收藏为特色，全国现存农业古籍300余种，本库收藏280余种，居全国农林院校之冠。

师从樊志民的朱宏斌同样对农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我们的先民真的由衷敬佩”。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传统农业科技文化，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似乎不足为奇，但从历史来看，又不得不令人感慨。“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民以食为天”，传统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历经数千年之发展，未出现重大失误，这是人类文明赖以延续不可或缺之保障。

本该被视为崇高的农业文化，近代以来，却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保守”“愚昧”“落后”等。但是，从朱宏斌的研究视角来看，则有不同理解，“它凝聚了我们先民的心血，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凸显了我们文化的包容”。

古为今用。新中国农史研究之肇始，即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整理研究祖国农学遗产，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

溯往知来，不断发扬光大

让时间回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的经历，让我国著名农史学家、曾先后两度执掌西农大的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伟大决不在中国医学之下。

在我国农学遗产中，卷帙浩繁的古农书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到清末，共有376种。那么，整理工作应从何着手？

辛树帜认为，应集中力量首先攻下几部代表一定发展阶段的大型骨干农书，在完成这项开拓性工作之后，道路便将铺开，其余困难当迎刃而解。

1952年，辛树帜倡议在西北农学院（西农大前身）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组织有经验、有基础的教授如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鄷裕恒、翟允褆等，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联络全国古农学知名学者，辛树帜先后奔赴华东、华南和东北等地区。古农学研究室成立后，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由辛树帜亲自主持，先后研究、整理出版了数百万言的古农书专著和论文。

他在古农学方面的著作，如《禹贡新解》《易传分析》《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等，为研究各类专业农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与辛树帜同为农史学科创立者的石声汉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齐民要术》这部书在国际上被称为“贾学”。当时几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开展研究，而且讥笑中国人不研究“贾学”是一件憾事。他只用三年工夫，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97万字。日本研究《齐民要术》的权威西山武一教授看了该书后，赞叹为“贾学之幸”。

在被医生告知自己的生命最多不过十来年的情况下，石声汉更是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除了授课和培养研究生外，他还完成了20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和《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等重要著作。

石声汉认为，“溯往知来，研究古农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依赖的优良传统，为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寻找更广阔的道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辛树帜、石声汉、夏玮瑛、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等先辈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整理校注了《授时通考》等历代大型骨干农书，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顺应学术的发展和时代环境变化，农史研究重点由农史文献整理逐渐转入农史学术研究。以邹德秀、张波、樊志民等为代表的专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将农史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冷门”绝学艰难求生

“一定要把前辈们开创的农史事业传承下去。”这是西农大农史研究者共同的心声。

然而，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作为一个小学科，农史逐渐成了“冷门”。为什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樊志民表示，古农学是我们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整理古农书既要求有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又要有深厚的古文学和文字学修养。研究农学需要熟悉不同的学科领域，这种跨学科的高水准、高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很少。

令人堪忧的是，目前真正保留农史学科的大学，只剩下南京农大、西农大、华南农大和云南农大。

即便是同领域里的“佼佼者”，西农大农史学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据了解，受学校区位劣势、高校人才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今年农史学科尚未招到新人补充队伍，且有不少单位频频对在岗的年轻教师抛出“橄榄枝”，这让学科点负责人杨乙丹越发焦虑，“学校对农史这门学科的定位是特色学科，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尴尬的边缘学科”。

农史是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分支，农史学科近年来的遭遇，也是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很多高校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已经、正在和即将面临被“砍掉”的危机。

在上一轮学科评估的时候，许多高校为了整合力量冲击“双一流”，狠狠地撤掉了一些科学技术史学科，以致学科评估后萎缩了四分之一左右。目前，保留科学技术史学科的高校只剩下28所。

“要‘砍掉’一个学科很容易，但是摊子一散、队伍一乱，今后再想扶持起来将会非常艰难。一纸命令，就会让几代人辛辛苦苦积累几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杨乙丹说。

一些高校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为了求生存，选择了“寄人篱下”。比如，西北地区的某著名师范大学就明确把科学技术史的师资并到中国史去，着重保中国史，虽然名义上保留着科学技术史学科，但已经成了“空架子”。

2019年底，在首届全国高校科技史学科点联席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表态要向教育部建议，保护科学技术史这个小学科，不要再对学科进行评估，以避免它们更多地被“砍掉”。但截至目前，仍未有积极的回应。“学科未来的发展和前途是灰暗的。”杨乙丹说。

在樊志民看来，这样的制度会阻碍学科发展。“要形成一个博士点，就要求必须有多少人的团队。实际上，农史、医学史、数学史、天文史等，一个大学有几个人研究足矣，然而，农史学科完全是按照其他学科来对待，因人数不够不能批博士点，这是不对的。”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科学技术史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可能马上变成生产力和效益，因而难以获得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的立项。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对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投入很少。他建议，农史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区别对待，不能按照常规的学科评估和评价指标去“考核”。文化要得以传承，就需要这样的学科，国家应该对这些学科给予一定的扶持和投入。

在杨乙丹看来，目前，科学技术史学科布局与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并不匹配，科学技术史学科的设立应该与大国地位相称。

他认为，“我们有将近3000所大学，尽管科学技术史是边缘学科，但它的学科交叉属性明显，有助于培养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卓越人才，矫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割裂之弊。因此，我国高校今后应该开设科学技术史领域的通识课程，将目前培养科学技术史专门人才的学科点扩容到50至70个左右，其中博士点要达到30个左右。”

朱宏斌则认为，古农学不单纯是“冷门”绝学，也是传统国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此，从新的视角进行阐释和发展，是特色小学科前行不能忽略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