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静

从对植物的热爱到做植物科普，王辰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自己的生活也由此得到很多积极的改变，他希望自己也能影响一些人。

在真正进入植物世界之前，王辰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写小说、散文、诗歌。大学时对植物学专业的学习，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从此，植物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喜欢植物，王辰一直做着和植物相关的事。他有着一份与植物科普相关的职业，他出版了《华北野花》《桃之夭夭》《野草离离》等植物科普书，他去各地为植物拍照，他将收集的树叶、种子等自然物品做成文创产品，和妻子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网店“野风集”，甚至在他的小说中，都会常常出现一个热爱拍照和植物的主人公。

掉进植物的“坑”

在王辰的童年时期，没有网络，也没有智能手机，孩子们的游乐场是家门外的大自然。

王辰成长在北京东直门外，三十多年前，那里远不是今天高楼林立的都市繁华景象，而是孩子眼中的自然天堂。在家门外的荒地和山坡上，王辰跟着母亲看动物、认植物、看星星、种花草、做标本、收集矿石、记录物候。那时候，这些事情都被当作孩子的游戏而已，没想到日后影响了王辰的人生选择。

中学时代的王辰热爱文学。但高考时，他并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依照童年的爱好选择了生物学专业，199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时，他只喜欢宏观生物学，对微观的细胞、生化、遗传等却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时有同学做家教，有同学打工，王辰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东西上，大学时就出版了自己的小说。

那时候的王辰其实更喜欢动物。大一和大二时，他经常去观鸟。那时候，去观鸟的人特别多，也很杂，有的是真喜欢，有的则是凑热闹，这让王辰突然觉得没了意思。对于王辰来说，观鸟还遇到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他的体型。王辰总是自嘲自己微胖的体型：“观鸟需要追着鸟跑，这对我来说有难度。有时还需要在林子里躲避，别人躲在一棵树后面就行了，我得找三棵树。后来，我发现一个观察对象特别适合我，那就是植物，反正它在那里也不动嘛！”

话虽如此，但王辰对植物开始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体型，还因为课程。从大三起，他开始接触到了植物学的专业知识，后来又帮老师做些标本室的工作。在那之后，他发现其实植物的世界“很有意思，也有很多可做的事”。就这样，王辰掉进了植物的“坑”，后来继续攻读植物分类学硕士。

2004年，《博物》杂志创刊。那时，还在读书的王辰已经混迹“大自然社区”论坛，也发表了一些作品。通过朋友的推荐，当时《博物》的编辑部主任徐健找到了王辰，希望他给杂志写点植物的文章。此后，王辰就一直给《博物》写稿，毕业后成为了《博物》的编辑，一直在那里工作至今。也就是从那时起，王辰的植物科普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作品要满足受众的需求”

最开始做科普，王辰觉得很容易，“不就是把科学内容正确表述出来吗？”但在《博物》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似乎不是这样。

《博物》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常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做的不是科普，而是科学传媒。科普像是老师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学生必须要听。但科学传媒是反着的，我们的作品就在这儿，你要想办法请读者来读。”这段话深深影响了王辰日后的创作思维，此后无论是写文章、出书，还是做文创产品，他都记着“作品要满足受众的需求”。

《博物》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群体。“那你就要在他们的知识水平范围内把事情说清楚，不能用他们未知的东西去解释未知。”王辰说。1981年出生的王辰，如何保持对孩子们的了解，他的方式是找机会多和孩子们打交道，他甚至刻意去追一些最新的动漫，去看看孩子们的二次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尝试过在微博里写一些动漫里的博物学解读等文章，可能孩子们会笑话我对动漫了解得浅薄，但哪怕追不上他们，我也不想被他们落下太远。我可不想成为孩子们眼中的‘老家伙’。”王辰说道。

王辰甚至还在计划着写作一套关于家长如何把自己对植物和自然的喜爱表述给孩子、如何更好地与青少年沟通的书，标题都想好了——《相比植物，你更喜欢刺冠海胆》和《爱摘花不是你的错》。

一旦从满足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王辰的创意开始多了起来。他作的“自然收集物”系列作品，就广受好评。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王辰想到，可以去拍拍二十四节气里的自然。比如，在惊蛰这一天，他就发现恰好有掉落的鸟毛、去年的桃核、新的蚯蚓排泄物、最早开的花和掉落的花瓣、植物的一些新芽等，他去收集这些自然物，然后精心摆放，拍成一幅照片。这也成为他的网店“野风集”的第一个产品。

探寻植物与本土文化的关系

做植物科普十几年，王辰对国内科普环境和受众的改变有着切身的感受。“关注科普的人在迅速增多，科普平台和表达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尤其是近三五年更加明显，这与大的政策方向有关系，也与‘70后’‘80后’成为父母之后对教育多元化的需求有关。”王辰说，“科普的快速发展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市场混乱，科普产品良莠不齐，大家还没找到好方式来挑选合适的科普渠道等。另一个感受明显的现象是，我们的‘信息搬运’更流行一些。”

王辰口中的“信息搬运”，是指大量国外科普资源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涌入，包括图书、纪录片等。王辰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的是《动物世界》，后来上大学时BBC的正版光盘就已经进入国内，包括《飞禽传》《植物私生活》等都很受欢迎。那时，王辰和同学喜欢去新街口的一家音像店淘光盘，“但那些光盘很贵，我记得一套四张光盘的纪录片就要200多块钱，根本买不起”。而现在不同了，人们可以从网络等各种渠道很方便地获取国外科普资源。

“这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特别新鲜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们科普本土化和原创性不足的短板。”王辰感叹说。看到这种现象之后，探寻植物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王辰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在这方面，台湾植物学家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等是他的启蒙之作。

基于这样的想法，王辰在《博物》上开设了一个叫作“草木庄园”的栏目，推出关于植物与本土文化关系的文章。后来他出版的《桃之夭夭》《野草离离》，也是结合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与现代博物学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一种认识植物的新视角。这一系列丛书还会有《杨柳依依》《虫鸣寂寥》和《鸟语啁啾》陆续出版。

现在，王辰有了一个新想法。在他的家门口，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花园，他称其为“十二步花园”，他和妻子喜欢在花园中种些花花草草。于是，王辰想作一本书，讲讲“十二步花园”的四季故事，包括植物的种植技巧，植物生长观察，花园里动物的活动情况，成年人、小朋友与花园的关系，请妻子来手绘植物图片。

从对植物的热爱到作植物科普，王辰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自己的生活也由此得到很多积极的改变，他希望自己也能影响到一些人。

六七年前，有一位贵州读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以后想当一名植物学家，就是因为看了《博物》。其实《博物》中植物的比例并不高，这让王辰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通过图书等渠道，我希望能影响更多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让他们喜欢上自然，这就够了，至于以后是否学习这个专业，那还真的不重要。”王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