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的消息总是让人揪心，特别是在炎炎夏日。近日，全国多个省（市、区）宣布大学学费将上涨，最高涨幅达50%，涉及千家万户的经济负担，一时间舆论哗然。而同样是公办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北京等一些地方高校却坚持十多年前的价格不涨，似乎全然不受物价和办学成本上升的影响。大学学费的定价理据和用途对外界扑朔迷离，究竟谁该为高等教育买单？

自从1997年实施并轨改革，结束了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高教经费的计划模式，中国高校开始向学生收学费。国务院规定，高校学杂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由地方政府和直管的中央部门确定，既要考虑实际培养费用，又要考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可见高校并不能随意开价，并且2007年国务院明令控制5年内不得涨价，于是全国高校就在近30%的CPI涨幅中扛了5年。

实际上，构成大学教育经费收入中，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比呈下降趋势，不过仍占高校教育培养投入的较大部分，学费呈上升趋势，但尚未超过财政预算内拨款。校办产业、社会捐集资等其他收入占比很小。

然而，对学生来说，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不容易，现有的招考制度仍采用计划体制的录取办法，学生在录取的高校面前没有择校余地，相当于卖方垄断市场。学费问题上，学生处于完全弱势被动地位。难道说涨多少都得认？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国际上，决定高等教育费用负担的理据不止一个。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它既对学生个人产生效益，也对全社会具有公共效益。那么，高等教育经费应该主要由公共财政负担还是非公部门负担，各国的文化与法理决定着不同的配比。

当一个国家处于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公共财政负担大部分学费甚至生活费，大学生受国家供给、培养，体现着国家主义的教育观。由于人们对大学的向往，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上大学。如果继续全部依靠国家财政将制约高等教育的扩大，也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而此时私人投入能强有力地支持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满足入学诉求。从精英到大众，非公部门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费用负担主力，全世界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大众化的到来不会消灭精英高等教育，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格局下，国家有侧重地对精英大学保持高比重的财政投入，将大众化的增量抛给受益者负担原则，这是一条有可能兼顾质与量的发展道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开端与公立大学开始收学费的时期大致重合，且在此基础上，还叠加了一层脱离完全计划体制，引入竞争激励机制的变革。

眼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费涨多少，甚至也不在于涨价前有没有民意听证，因为学费多与少或许都有理可依。况且此消彼长中，难道国家财政不是和你我有关的共同财富？问题是倘若大学一面继续退守在行政性垄断的堡垒中，一面却因还贷压力大、办学经费短缺就轻易涨学费，国民一定难以买账。面对财务松散、奢靡浪费、效率低下的质疑，大学又何以自证？

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涨学费就要晒账本。确实，中国大学的财政长期以来是个谜，只公布最粗枝大叶的全国总数据，根本不可能构成对具体大学绩效的测量、比较、监督。被封闭的不只是信息，还有精打细算的作风。只报告投入总量，大大助长了把要钱、花钱直接当作政绩的陋习——哪里顾得上用钱的效率。归根到底，晒账本不是目的。大学财政应当服务于办学，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包括学费在内，大学财政如何才能通过制度建设提高效率，才是应关心的问题。

交更多学费的学生自然要求更高的教育质量，至少需要有选择更高质量的余地，可是目前情况下只有出国留学，学生才能行使选择权。而出国求学为外国高教事业做了很大贡献，却完全没有起到促进国内高教发展进步的作用，真是吊诡。

对大学而言，扩大学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例，更少依赖财政意味着要更多投入办学竞争、生源竞争，在开源节流上下功夫，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大学在效率和质量上办出差异的积极性，改善奖助贷体系，这才是大学学费上涨应该带来的正面效应。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原标题：《学费“涨声”还需赢来质量“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