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唐春成

本报记者 向楠 实习生 李斌斌 周萌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24日 07 版）

近年来，高校学费涨声一片。继2013年福建、山东、湖北、贵州、天津、广西、宁夏等省区市纷纷上调了高校学费之后，日前，浙江省物价局召开“浙江省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听证会”。根据听证方案，浙江省高校学费平均上浮20.37%。

对于高校学费上涨，公众怎么看？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2083人进行的一项题为“大学学费该涨吗？”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2.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高校学费较高，40.0%的受访者表示学费是选择大学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76.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高校学费上涨。

参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56.1%的人家中有人在读大学，8.1%的人是在校大学生，78.9%的人已经大学毕业。

82.0%受访者觉得当前高校学费高

对于学校学费将要上涨，广西省梧州市某二本院校机械专业大二学生王田（化名）早有耳闻。他介绍，据了解，他们学校2013级与2014级学生的学费，将会从以前的每学年3000多元，上涨到每学年4000多元。虽然涨幅不大，但许多同学还是担心，这将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王田说，他们学校申请助学贷款和助学金的人比较多，他所在的班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比例。他自己也申请了助学金，每年2500元。平时，他每月的生活费也就是500元左右，有时间也会去做一些兼职来补充生活费。如果学费再上涨，真不知道每个月该怎么过。

甘肃省某基层供电所职工杨先生的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一年光是学费就要1.2万元。再加上孩子们的生活费，全年下来，杨先生的工资全部都要投在孩子们身上，一分钱也不敢乱花。

“现在大学的学费真是太贵，更别说上涨了。对富裕的家庭来说，这点钱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这种工薪家庭而言，真是不小的负担。”杨先生表示，虽然现在家里日子过得比较紧张，但他也不希望孩子去申请助学贷款。因为现在申请助学贷款要经过层层公示、审批，他不希望孩子背上贫困生的帽子，产生压力，“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两个孩子赶快毕业，找到工作。这样的话，我这几年的苦也算没白吃。但是，现在的就业状况这么差，真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

调查显示，对于当前高校学费水平，82.0%的受访者觉得高，其中25.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高”。15.9%的受访者觉得“一般”，近0.8%的受访者觉得低，1.3%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而对于高校上调学费，76.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8.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15.9%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高校该不该涨价，专家看法不一

物价水平上涨、办学成本提高、还贷压力增大……高校拿出的涨学费的理由各异。对于这些理由，公众怎么看？调查显示，其中“物价水平上涨”（60.2%）、“办学水平提高”（42.5%）等理由，受访者相对比较认可；但是对于“一些学校还款付息压力增大”（17.7%）、“学费多年未变”（16.1%）等理由，受访者的认可度明显较低。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看来，一些高校上调学费不足为奇。他指出，目前我国多数省份的学费标准都是十几年前制定的，这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情况和大学运行费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学生宿舍、食堂后勤支出为例，国家在这些项目上有着很大的补贴力度。如果完全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高校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就远不是现在这样了。“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高校学费上涨是一个大的趋势，不只是我们国家。”

对于高校上调学费的行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少雄教授则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高校学费的水平从理论上讲应该考虑国民收入状况，如果高校学费上涨幅度超过国民人均收入上涨幅度，就不合理。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实际增长9.3%。今年部分省区的公办高校学费，专科从2013年的4000元出头涨到了6000元，本科从4600元上调到了6800元，涨幅明显高于国民人均收入涨幅。

“学生所交的学费只能是分担高校人才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且不能分担得太多。至于现在的高校负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人才培养成本没有必然关联，当然不能用涨学费的办法来补这个窟窿。”张少雄说。

77.7%受访者认为学费上涨前提是公开办学成本

调查中，77.7%的受访者认为，高校上调学费的前提是公开大学的办学成本，以及政府、社会、学生的具体分担情况。与此同时，更多受访者担心，随着高校学费的上涨，贫困大学生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张少雄直言，我们虽然有贫困生的保障机制，但是力度仍然不够。他拿中美两国的情况比较分析：我国的助学贷款申请程序比较复杂，而且一般都有明确还贷期限。而美国大学生因为学业发生的贷款，程序非常简单，且少有硬性的还贷期限。有时，政府还会给贷款的学生作担保，在学生没钱或者找不到工作时可以先不还。“另外，我们在保障贫困生权益方面也有问题，让他们付出了很多尊严成本”。

高校学费上涨目前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读大学收益的降低。刘海峰坦言，按道理，接受了高等教育应该得到比较大的回报，但现状是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和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很合适的工作。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办法就是调整专业结构，实现学科、学校转型。“目前，国家正在倡导一些学科和学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变，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除了学费上涨，高校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缓解财政压力？调查中，受访者首推“财政拨款”（68.0%），其次是“压缩高校‘三公’经费”（66.9%），排在第三位的是“处置闲置学校资产”（43.3%）。其他还有：“社会筹款”（40.4%）、“校办产业”（39.1%）、“校友捐赠”（36.2%）等。

张少雄认为，高等教育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不应作为拉动内需的手段。“如果我们大幅上调了高校学费，就等于是把老百姓教育投入的收回时间给延长了”。要解决高校的财政压力，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另一方面，高校也应想办法开源节流，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他批评目前我们很多高校太强调硬件建设，一些学校花很多钱建造大楼与购置设备，这是支出上涨、高校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标题：高校涨学费：76.1%受访者反对）

教育专家：高校财务透明是学费上涨前提

本报记者 向楠 实习生 周萌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24日 07 版）

李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高校学费上涨的趋势正在逐渐蔓延。据不完全通过，从去年开始，已有8个左右的省区市，对所属高校的学费进行了上调，有些省份的上调幅度竟然高达60%。

高校学费该不该涨？如果学费上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这一话题专访了高等教育问题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李奇教授。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近期许多地方调整高校学费的做法？

李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全面收费，其公共产品属性开始降低，私人物品属性开始增强，学生及其家长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因而，要上调学费，高校就必须尊重学生及其家长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听证权，如果高校一方面提高学费，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却越来越难，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上调学费的正当性就必定会受到公众的质疑。

不同高校学生本科教育后的增值状况有哪些特点？我们现在平均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只有弄清楚了我们现在培养大学生的成本，以及对这个成本法定的分摊比例和结构，也就是国家财政分担多少、社会分担多少、学生分担多少，才好确定一个合理的高校学费标准。如果这些都还是一团浆糊，那么对高校学费调整的讨论只会流于形式。

中国青年报：您的意思是学费上涨应该以高校教育质量和财务透明为前提？

李奇：是这个意思。通常，高质量与高收费是成正比的，高质量意味着更多的成本投入。因此，质量透明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一个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合理地计算出当前培养一个大学生平均需要的教育成本，确定学生分担的比例，就能制定各校的学费标准。通过让公众了解，每年高校在教学、科研、后勤、基建、“三公”等领域各自花了多少钱，从而既可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可以说明本校收费标准的合理性。

遗憾的是，现在虽然有《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但是实际执行的状况却很难令人满意。公办高校每年的预算是多少、预算结构如何、实际支出情况怎么样等，这些按道理公众有权利知道的事情，现在都是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具体的人才培养的成本投入更不透明。

中国青年报：有关一些高校财务是“糊涂账”的批评声，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为什么很难改善？

李奇：首先是制度问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政府提出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目标。在传统的学校管理制度中，政府也许清楚高校的财务状况，但政府不一定有义务让公众了解高校的财务状况。而在现代学校制度格局中，政府需要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否则，就可能出现“糊涂账”；其次是利益冲突的问题。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应该是高校运行的委托者，而高校的运行者应该是代理者，由于委托者和代理者在一些方面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而且信息不对称，所以高校往往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向政府、公众披露，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第三是管理权在行使过程中的随意性问题。高校的学术和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可以游走在制度与现实之间，为腐败和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

中国青年报：实现高校财务透明化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李奇：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严格的信息公开制度要求。国家在定期拨付给高校经费的同时，就应该将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的信息公开作为附加条件，说明不遵守相关规定应该承担的后果。不论是“985”高校还是“211”高校，只要你接受政府的经费拨款，每年就应该定期披露教学质量的状况和经费使用的情况，否则，高校接受政府拨款的权利就会相应地受到影响。只有这样，政府、市场和社会才能够通过信息手段引导高校的制度建设。

中国青年报：对于缓解目前许多高校的财务困境，您有什么建议？

李奇：我认为没有特效药，必须一步一步来。

首先，应该调整公共政策的导向性。政府应该重塑高等教育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并且增强对高校的支持力度。政府是公立高等学校的举办者，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增强，政府对高校的支持力度也应该相应增长，并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形式使之制度化。

政府在履行举办者或支持者职责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发挥委托者和监督者的作用。目前，项目经费是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很可惜政府并没有把这些项目经费与公共政策的重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平衡高校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高校公开什么信息、如何公开信息以及没有公开信息应该承担什么后果，作为委托者和监督者的政府，应该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就高校自身而言，必须拓展办学资源。一方面，高校必须合理定位，明确使命和目标，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另一方面，高校可以拉近自己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方式，拓展办学资源。在此过程中，高校必须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使命与学术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

最后，高校要提高办学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许多学校一方面喊着没有钱、要增加学费，另一方面花钱却大手大脚。目前，“三公”消费在高校虽有所遏制，但基建、学术会议、项目经费的使用以及各种以改革创新名义而开展的活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加强高校自律，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