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始，他将每天做的梦记录下来，结果发现，90%以上的梦都和教育相关—— 梦境中，他会在某个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慷慨陈词，直斥某些与会者的发言不着边际，只字不谈改革，然后拂袖而去；现实中，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样直言不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专赴武汉，围绕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等问题对刘道玉进行了专访。
刘道玉说自己常常“言他人之未言，言他人之不敢言”。上世纪80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在他看来，这种敢于批判、永不退却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
1977年至1981年，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期间，他鼎力促成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在武大校内发起的那场影响至深的教育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这些当年看来颇为“超前”的教育新政，许多如今正在中国各高校中推行。在当年那些深受改革裨益的武大学生心目中，刘道玉是“武大的蔡元培”。
1988年，这位54岁的中国重点大学校长在任职七年之后去职。当以自己的理念创办新式私立大学的梦想一次次破灭后，1994年3月8日，刘道玉在武汉成立了“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用以支持具有创造精神的教师和学生。“路石”，是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那个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大学校长的名字。刘道玉为基金会选择这个名字，想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为了教育改革、为了跨世纪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他甘愿继续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
虽饱受疾病困扰，刘道玉依然笔耕不辍，痛陈当代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竭力倡导创造性教育的新模式。他认为，只有在高校施行创造性教育，才能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
在他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急需一场启蒙性的改革。每每提及那些让他痛心的问题，他总会提高声调一连发出数个反问，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在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中国教育达到更好的状况。但对于中国教育的未来他又不完全悲观：“我相信未来的年轻人，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智慧，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推进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创建所需要的新式教育。”
“五大歪风”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造成今天中国高校一些不正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道玉：我归纳为五大歪风——瞎指挥、冒进、浮夸、相互攀比和造假，而且这个风气现在还没有刹车的势头。
举例来说，大学管科研的部门，50年代初期叫科研科，80年代改名叫科研处，分设文科和自然科学科研处，到了90年代改称科技部，现在又改了，叫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这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从科到处到部再到院。什么叫研究院？研究院要从事科学研究，要有研究课题、经费、研究人员，还要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一个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能叫研究院？这是浮夸啊！只要一所大学带了头，一股风刮来，不仅没有人抵制，而是紧跟，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现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刘道玉：会造成许多恶果，最大恶果是将进一步窒息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我看到一个西方学者曾说过：“说套话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放弃了自我表达，尔后导致思维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那么浮夸风的代价呢？就是一次次将创造精神消灭殆尽。
我说过，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的教育问题可能三五十年后就会更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刘道玉：第一，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要有几代学人的培育而形成，它会使几代人受益。而学风一旦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在中国，一代大概是30年左右，两代人就是影响60年。国内媒体曾引用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六所顶尖大学的6000名学者做了调查，其中学术剽窃和造假的比例之高令人震惊。我还看到过中国科协的一个报道，说中国的大学教授中有60%的人同情造假者。所以你看，这种就是一种坏学风，还有社会基础。你说照这样下去后果严不严重？
第二是教师的素质大大降低了。今日之教授非彼时之教授。我不是博导，我的夫人也只是副教授，但是现在我们的徒子徒孙都是博士生导师了。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有个教师是不合格的，准备调到校外去，现在也是博导了。不合格的人会培养出更不合格的人，这就会造成人才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大学合校的后遗症。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清除。其实解放前我们的教育就是英美体制的通识教育，1952年倒向苏联后就全盘苏化，实现苏联式的专业化人才培养目标，60年了都改不过来。现在的大学合并则更是参差不齐，人事纠纷，这将会延续多长时间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启蒙性的改革。能不能具体谈谈“启蒙”的含义？什么样的启蒙？怎么启蒙？
刘道玉：我指的是一个中国教育理念的启蒙。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法国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英国有纽曼的理想主义教育，美国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理念是什么？需要启蒙。我们应该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结合中国的实践，逐步形成我们中国本身的教育理念。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站在改革之外，而没有置身于改革之中。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刘道玉：新式教育。也就是要全面陶冶人的情操的教育，培养人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尊重人的个性和选择权的教育，诚信的教育，而这些我们现在的教育都还有很大欠缺。我们从家庭教育开始就是应试教育。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的家庭教育基本就是两种形式—— 棒喝和溺爱，这两种形式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你说这种教育还能持续下去吗？怎样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呢？
“外白内黄”的中国大学教育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有个很有趣的比喻—— 剥了壳的熟鸡蛋，外白内黄。为什么这么说？
刘道玉：中国的大学基本就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那时候从西方引进的，从引进开始，我们就用了实用主义思想，就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认为当时这个口号错了，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为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
另外，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官办的，像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是皇帝御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大学就是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比喻西方)，里面是黄的(比喻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教育的正确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要回到教育的本源，要回归到教育起源的模式上。
《瞭望东方周刊》：大学起源的模式是怎样的？
刘道玉：大学的本源就是做高深的学问研究。当然，这是指少数的精英大学，而大多数普通大学应该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里没有贵贱之分，而是分工的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的大学模式有什么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刘道玉：比如英国的大学，多数公办，但是政府不干预。公办私办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有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英国政府只管给大学钱，却不干预他们的具体管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弗雷德曼教授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教育。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与其他都不同。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因此一定要顺应人的本性，人的个性和志趣是不能压抑的，要尊重人的尊严、权利和选择性，教育一定要符合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