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44任总统无疑开创了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给予他空前的挑战和建立历史功绩的良机，他未来的举措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关心奥巴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国内媒体更加关注奥巴马的常青藤名校背景。奥巴马198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B.A），专业为政治学，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1991年奥巴马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J.D）。这份学历非常醒目，与克林顿、布什的耶鲁背景一样，再次佐证了美国精英治国的传统。

 

实际上奥巴马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只学习了两年。1981年，奥巴马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学习两年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奥巴马的本科教育是在两所高校完成的，西方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一起，为一名美国总统的成长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

 

西方学院是一所四年制小型文理学院，只培养本科生，目前教师大约为150人，学生1850人，生师比为10.5∶1。在美国文理学院中这所高校排名靠前，但与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巨型研究型大学相比，在国人眼中尚算不上一所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其广阔的学术背景和地处纽约的位置，开阔了奥巴马的眼界，对其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校的经历，则为奥巴马增加了美国西部和东部的地域文化背景。可以说，奥巴马是美国大学转学政策的受益者。

 

那么，在我国考上一般高校的学生，他们有机会转学到一所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或者浙大继续学习吗？

 

2005年2月4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转学政策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由招生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应予退学的。这里提到的第一个规定，堵死了中国大学生转学的希望，或者我们可以说，如奥巴马一般的人才如果因为其在高考中发挥失常，或者填报志愿不当，或者他在大学中重新发现新的人生目标，他很难获得如美国奥巴马同样的机会成长起来。第二个规定，则初步堵死了重点院校保持教育质量、淘汰不合格学生的通道。

 

哥伦比亚大学在本科生招生办公室设立了专门的职位负责转学学生的招生和录取，每年大约从1300名申请者中录取100名左右的转学生，录取比例小于10％，竞争和选拔性都很高。转学学生的录取标准综合考察以下因素：大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SAT/ACT标准考试成绩（可简单比喻为中国高考）、课外活动参与情况、推荐信和个人陈述。

 

除哥伦比亚大学外，哈佛、耶鲁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大学都接受转学学生。除了给予“奥巴马”们以新的机会和希望外，转学政策还有何玄机呢？笔者认为，双向的转学政策实际是美国高等教育保持高质量的核心制度之一。

 

由于名校的学生可以转学到一般高校，因而教师可以保持严格的学术要求，因为淘汰掉的学生可以转学，他们是有出路的。这一点反映在教学管理上，就是淘汰率高、毕业率低。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年本科生毕业率在48%左右（1993年49%，1994年48%），加州大学尔湾（UC Irvine）分校45%左右（1993年45%，1994年43%），加州理工学院6年毕业率在60%左右。

 

学生如果面临退学，他们马上可以转到低级别大学，调整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学生不将其视为失败，学校因而没有压力。从学生角度看，高的学术要求和高淘汰率的存在，使得学生学习不敢丝毫懈怠。双向转学因而促进了大学优良教风、学风的形成和保持。目前，我国大学淘汰率相当低，北大、清华本科毕业率多年在92%~95%之间，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学术要求不高，教育质量提高实际面临转学机制的限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认为，大学弥漫着一股乡愿之风，除去思想上的原因，关键在于转学制度。

 

由于允许一般院校的优秀学生转入名校，因而对于院校的学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在一、二年级为了多一次选择机会努力争先。这是一般院校愿意把少数好学生送走的原因所在。如果不允许一般院校的学生转往名校，单独向下的学生流动使得一般院校将接受重点高校的转学生视为累赘，向下的转学虽被允许，但无法持续，因而使单向转学也成为空文。

 

为了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教育部完成了成本很高的本科教育评估，也投入了很多经费设立了“质量工程”。笔者愚见，如果转学政策适当放宽，双向转学能够有序开展，其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其机制恰好体现了学习和教育规律内在逻辑的力量。

 

除了给予学生们以新的成长机会，双向转学政策对教育质量提高的作用是其第二重更重要的意义。

 

《科学时报》 (2008-12-23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