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仁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及国际间竞争的加剧，高技能人才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对此，我国在国家层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持续推进。

比如，2月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提出从2024年至2026年组织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旨在通过3年的努力，新培育领军人才1.5万人次以上，并带动新增高技能人才500万人次左右。

在笔者看来，《计划》的实施不仅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政策突破，更是对各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共同发力的一种期待。然而，要想将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实际性的工作。

政策执行与部门协作

如果回溯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会发现有关部门对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视以及政策支持已经持续多年。

比如自2012年起，中央组织部、人社部等11部门联合启动了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即“万人计划”），旨在通过10年努力，选拔和培养一万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以及青年拔尖人才，并为他们提供特殊支持。

时至今日，该计划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等领域的子项目已有效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但略显遗憾的是，相比于其他领域，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该计划所取得的效果有待提升。

此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后，我国针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2022年10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22年12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2023年初，中组部办公厅与人社部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任务分工方案》；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2024年1月推出《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基础上，对高技能人才培育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支持。这次《计划》的出台，也可以被视为上述相关政策导向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据笔者所知，在我国的各种国家级人才计划中，“领军人才”的提法此前从未用于高技能人才领域。此次《计划》的颁布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白，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政策的新突破。

然而，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确保真正惠及各方，亟须各相关部门紧密合作与联动，打通不同部门主导的高技能人才政策的红利壁垒。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比如，在某些地方政策的落实层面，曾有某省委办公厅提出“企业首席技师制度”，规定企业首席技师可参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然而，在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实际操作中，企业首席技师并未享受到相应的正高级专家待遇，这反映出政策尚未真正落地。

针对这一现状，《计划》提出要强化机制建设，并要求“积极向党委和政府汇报工作，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力度，做好信息共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国资、工会部门要做好信息共享，加强组织推动，共同推动领军人才培育工作”。这意味着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地位已经被提升至新的决策高度，肩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使命。

这当然是一个明显的积极信号，但要保证相关政策切实落地，联合发文的各部门仍需要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协同研究和解决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项问题，确保政策举措有效执行，为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企业主体与校企合作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相关领域的“自主可控”。这其中，高技能人才的自主培养无疑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一环。

在这方面，《计划》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为了确保对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全面、客观评估，作为用人主体的企业需要构建一套多元化、动态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该体系应涵盖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力及行业影响力等指标，并随着产业的变革和国家战略的调整，适时更新评价标准；该体系亦应包括市场和社会评价。

领军人才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企业可为高技能领军人才创造更多参与技能培训和指导工作的机会，通过技艺传承和经验分享，助力并带动更多技能人才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在这方面，通过校企合作搭建跨企业的交流平台，促进知识与技能的共享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校企在高技能领军人才方面的合作应该是双向的。

一方面，作为用人主体的企业应深化与高校，特别是职业院校的协同合作，并如《计划》所言，推动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针对新兴产业和急需紧缺方向，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双方应共同根据产业发展趋势调整课程设置，采取校企联合培养、工学交替等方式，培养技能高超的青年技能人才，形成高技能领军人才的“蓄水池”。

另一方面，高校应该深入挖掘《计划》的政策红利，让《计划》中所提到的“鼓励领军人才到职业学校兼职，提升学徒、学生的实践能力、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成为常态，推动企业高技能领军人才深度介入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共同构建贴合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真正为国家发展战略输送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

课程设置与真实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养，《计划》特别强调要“有针对性”，并提到要“通过企业岗位培训、校企联合培养、关键岗位实践、重点项目参与等方式，培养适应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的领军人才”。

这些内容为应用型高校的具体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指明了方向。

作为高技能人才的主要输送源头，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应用型院校需紧跟时代步伐，洞察产业变革趋势，适时调整课程设置，开设与社会和企业需求紧密对接的专业课程，注重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例如，针对目前的产业以及技术发展趋势，高校需要增设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课程模块，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也能接触到行业前沿的技术和工艺，从而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获得较强的创新能力。

同时，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高技能人才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提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如果仅由用人单位承担高技能人才再教育的繁重任务，势必会制约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

特别是近年来，产教融合已从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中观层面的产教融合型专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平台），逐渐细化到微观层面的产教融合型课程，进一步凸显了精准而高效的产教融合型课程在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高技能人才的工程素养和实际技能只能在真实的工程项目中获得。虚拟仿真项目、“提炼”“凝念”等所谓典型工作任务，可作为涵养学生工程素养的有益形式，但不能替代真实项目的训练。

这就对当下的产教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有源于行业企业主流产品和技术的实训设备，又要注重如何更好地承载项目教学，以及工程文化的渗透和滋润。

举个简单例子，笔者在走访和调研国内某些院校实训基地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基地内都张贴着不符合行业规范的安全标识、文化展板。这并非个案。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能完成真实项目任务的教师。以此条件衡量，现有的“双师双能型”教师的标准还有改进空间。比如，某些院校的“双师双能型”教师表中，要求教师具备一定时长的企业实践经历。但在具体操作中，该规定常常被异化为教师到熟悉的企业开具一份虚假的企业实践证明文件。

总之，近代中国爱国企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先生在近百年前的洞见中就曾前瞻性指出：“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信息产业波澜壮阔，人工智能时代近在咫尺，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的蓝图已经绘就。这一涉及广泛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的稳步推进，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智能电梯产业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