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星宇

近期，国内某媒体刊发文章，将高校辅导员比作“1∶200的24小时服务员”，以此体现高校辅导员当下面临的职业困境。这一比喻引发了很多高校辅导员的共鸣。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围绕学生、关照学生和服务学生的辅导员，有着“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等甚高的职业角色定位。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辅导员不仅要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地服务好一些“巨婴化”的大学生，处处留痕以规避可能随时问责的事故，也要应对不同“婆婆”布置的种种任务要求，同时还要在身心俱疲中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以获得重视乃至转岗的机会。

久而久之，辅导员不仅成为校内各大部门随叫随到的兼职临时工，也变身为领导眼中哪里需要去哪里的“消防员”，有时甚至沦为学生随便使唤的“保姆”。

辅导员不能“哪里需要哪里搬”

显然，一名时刻处于“五加二”“白加黑”“7×24”紧绷状态中的辅导员，一名缺少职业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辅导员，是难以做好“人的工作”的。不仅如此，作为既是教师又是干部定位的辅导员，其职业往往处于“说起来极端重要、干起来可以次要、发展起来搁置不要”的状态，“双线晋升”的激励政策往往近似空中楼阁，口惠而实不至。

也正因如此，高流动性、年轻化成为很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真实写照。据笔者了解，一些高校几乎没有工作超过10年的辅导员。辅导员队伍年龄结构的梯队性缺失，也给这一工作带来了诸多隐患。

不难看出，正因为职业边界的模糊性，辅导员思政育人的主责主业在日益增加的工作内容中被不断稀释，辅导员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也在这种不断兜底的服务中被日渐消解。辅导员从未得到过老师的尊称。

作为与学生距离更近、关系更亲的一种职业，辅导员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制度性设计，有着包含行为教导、生活服务等在内的多元工作职责，但政治领导、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等育人工作仍是其主责主业。因此，辅导员必须要将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但解决实际问题绝不意味着沦为学生生活的“服务员”。

从这个角度说，辅导员的职业权威性体现在其工作的专业性上，而不会产生于处处守底线的事务性工作中，因为这样的工作是可替代的，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大量事务性工作都可以在线自助办理。

因此，尽管院校差异带来的工作理念不同，技术赋能事务工作的程度也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辅导员都不能仅仅沉浸于事务性工作中不能自拔；高校也不能仅把辅导员定义为“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块”。没有辅导员的成长发展，就不可能持续赋能学生的成长、成才、成功。

在与学生相融的过程中赢得尊重

对于辅导员来说，不断在融入学生中持续学习、发展，才能真正赢得学生的尊重。

首先，要学在学生前头。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大学为学生而办，学生为学习而来。引领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带领班级建设良好学风不仅是辅导员的职责所在，更是辅导员赢得学生认可和尊重的关键因素。

辅导员个人的成长发展必须建立在持续、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很多人往往以工作忙为由而放弃持续学习。久而久之，长期的持续输出使自己跟不上时代和学生发展的步伐，最终只能保障学生生活，而无其他“价值”。

笔者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体育专业背景的地方普通院校辅导员，在学生大一时与其共同约定，坚持每天清晨5点起床学习。4年后，该辅导员通过了司法考试，并考取了思政专项博士研究生。

不难看出，坚持学在前头既能引导和带动学生学习，用学习成效赢得学生的尊重，也能为个人今后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要融入学生中间。辅导员要融入学生所在专业，在事关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环节发挥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具体而言，便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政工作的专业化水平，结合所带学生的专业开展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学科赛事、评先评优的实际收获中，进一步增进对国情民意的了解，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作为一名辅导员，笔者近年来积极带领学生创作新闻时评、数据新闻，组建与专业相融合的实践团队，深入基层一线实践，围绕“挑战杯”等重要的专业学科赛事创作作品，既为学生今后升学、就业打下良好基础，也将思政教育虚功实做。

最后，要走在学生后头。与其他教师相比，辅导员是离学生最近的，但辅导员毕竟不是专业教师，更不可能事事直接指导学生。虽然我们并不提倡辅导员只当“服务员”，但要做到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就必须首先从内心深处关心关爱学生。

辅导员需要走在学生后头，既要对因经济困难、心理困惑、情感困扰、健康困境等原因掉队的学生“扶一把”，也要对那些没有奋斗目标、无所事事的后进生“推一把”，在感同身受中让学生感觉到有人和他们在一起，从而重拾努力前行的动力。

重塑辅导员职业权威是高校之责

当然，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辅导员职业权威的形成也需要高校层面从多角度支持。

就高校而言，让辅导员真正发挥育人效力，守护学生成长成才，就必须稳定支持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一所认为辅导员岗位可去可留、辅导员工作可有可无的学校，必然会伤害其工作积极性。换言之，如果一所高校只是想着薅一茬又一茬年轻辅导员的“羊毛”，而不考虑如何更好地培养和使用富有经验的辅导员，该高校的学生工作就难有起色。

让辅导员有尊严地工作，必须打通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渠道，并真正将“双线晋升”的政策落地。

比如在职称评定中，有的学校非但不将辅导员的指标计划单列，还比照专任教师的评聘标准，让辅导员职称止步于讲师乃至助教；再比如，有的学校虽然制定了辅导员职级提拔的文件，但落实兑现难度极大。

相反，有的高校建立了完善的职务、职称评价体系，副教授辅导员评聘接二连三。每遇提拔，必有基层成长起来的一线辅导员。如此一来，辅导员个人发展渠道通畅了，队伍也就稳定了，辅导员自然也更受重视了。

此外，高校还应该科学厘定辅导员的职责边界，特别是下大力气减少机关部门随意抽调、借调辅导员的行为。让辅导员守住学生健康成长的底线毋庸置疑，但不能一方面说学生工作重要，另一方面又允许各部门随意对辅导员队伍“釜底抽薪”。

此外，高校要尽可能用信息技术赋能思政工作，将辅导员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腾出时间更好陪伴、指导学生。

总之，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制度性设计，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无须重申，但其职业角色越来越定格于“服务员”，这显然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辅导员自然也会在这种被忽视的环境中丢掉职业初心。辅导员职业权威的重塑既是他们自己的事，更是高校自身的事。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