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滔,王兆昱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4/2/19 16: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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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学术报告,成了他权威人设崩塌的开局

 

如果世上有后悔药,Domenico Praticò一定不会去作4年前的那场学术报告。如今他学术权威人设的崩塌,正是发端于那场报告的提问环节。

时钟拨回到2020年2月5日,美国天普大学阿尔茨海默病中心主任Domenico Praticò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一场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报告。

作为听众,看到报告中小鼠的实验数据,对小鼠行为实验不能再熟悉的杨沐按捺不住心底的疑问:“对照组小鼠的测试得分从30%到70%,转基因小鼠的测试得分从10%到55%,但对照组总是比转基因组优秀。数据稳定性好像有问题,请您解释一下。”

杨沐的提问已经尽力表现得客气,但质疑的意味还是让Praticò拉下了脸。他回答:“那是因为都是不同的小鼠。”杨沐追问:“不同的小鼠?好像都是年龄一样的转基因小鼠啊?”这时,邀请Praticò前来报告的哥大领导Scott Small赶快打圆场,让杨沐回头再问。

既然领导要求给报告嘉宾台阶下,杨沐也就没有继续发难。她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不成想回过头领导就把她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杨沐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她当时被业内大牛对数据真实性轻忽至此的态度震惊到了,于是决定把这件事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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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为杨沐(图源:哥伦比亚大学),图右为Domenico Praticò(图源:天普大学)

这也是杨沐和Praticò唯一一次的当面交锋。4年过去了,杨沐在学术打假之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斗志愈加昂扬;而Praticò则正在焦头烂额地应对30多篇论文被举报的窘境。迄今他已经有4篇论文撤稿,还因此把自己的学生告上了法庭。

就这样,一场报告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

有请“祖师爷”

杨沐目前担任哥大医学中心(CUMC)神经生物学助理教授,以及小鼠神经行为中心主任。她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随后获得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行为神经科学方向的心理学博士。她自2017年起在哥大运维着一个测试小鼠行为的共享实验室。

巧合的是,在Praticò到哥大作报告的前一周,也就是2020年1月下旬,杨沐刚刚注意到他涉嫌数据造假的端倪。

因为是开放实验室,杨沐常常要指导前来做实验的其他课题组的学生。有个研究生告诉杨沐,他们想重复Praticò的一项研究,希望小鼠能够有其论文中的阿尔茨海默病表现。杨沐扫了一眼这篇论文,立即给出判断:这是假数据,不可能重复出来的。

因为那些数据太完美了。在Praticò的水迷宫实验中,各个组内甚至组间实验鼠的表现差异极小,而实验对象都是大于10个月的老龄鼠,且具有容易出现视力障碍的遗传背景。

做动物实验的人都知道,误差本身就是实验数据的一部分,如果数据过于完美,就会让业内人士生疑。

带着这个疑虑,杨沐回头又查看了Praticò另外几篇文章,她更加疑惑了:这几篇文章的数据同样是无比完美。于是她忍不住提醒身边的学生:要小心这个人的论文。

不料想,Praticò这么快就来哥大了。

两个人的学术地位是不对等的。Domenico Praticò有着众多头衔。这位意大利裔学者不仅是天普大学刘易斯·卡茨医学院(LKSOM)教授,还是阿尔茨海默病中心主任、Scott Richards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北极星基金会主席。

一个简单的对比:Praticò仅论文引用次数就超过4.8万次,而杨沐还不到8000次。既然哥大邀请Praticò来作报告,也足以说明其在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无端受了气,杨沐不愿忍气吞声,她首先想到的是找人声援。

找谁呢?杨沐想到了研究小鼠空间记忆的“祖师爷”、水迷宫的发明人Richard Morris。

彼时的Morris已经72岁,他自1974年起担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水迷宫任务也是杨沐多年的工作领域,找“祖师爷”寻求支援是理所应当。

2020年2月10日,杨沐给Morris发送了一封附有4篇Praticò问题论文的电子邮件。仅半小时后,Morris就回复了:“你可以继续向各种期刊的编辑询问,我会给出关于数据可信度的‘独立’声明作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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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ichard Morris给杨沐的第一封回信。

在杨沐本来的预期中,Morris最多给她打打气鼓励几句,不想老人家过于认真了。第二天,Morris又发来一份长达4页的详细分析文件,几个关键的结论与杨沐的分析一致。

读罢这封邮件,杨沐有些箭在弦上的感觉:“老人家洋洋洒洒写了4页,我这份举报信不写就说不过去了。”

杨沐还有其他两个不愿公开姓名的同行“盟友”。大约在同一时间,她的“盟友”联系了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IA)的项目官员。此人也是资助Praticò项目的官员。2020年2月14日,该官员回复说:“感谢您提醒我注意这一令人不安的事件……我建议您和您的同事考虑联系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看看那边的反馈。”

杨沐准备写一份严肃的举报信,加上Morris的支持信,然后提交给ORI。

“踢皮球”

杨沐高估了美国上下对诚信的认真程度。

举报信由杨沐撰写,另外两位同行联署。在信中,杨沐解释了为什么数据要么是欺诈的,要么是被大幅篡改的。当年2月18日,她将联名举报信连同Morris的支持信一起发送给了ORI。

等了一周没有回音,杨沐就在2月下旬把相同的文件发送给了涉及问题论文的4家期刊:《衰老细胞》(Aging Cell)、《分子神经生物学》(Molecular Neurobiology)、《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和《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

然后,“踢皮球”表演赛开始了。

在收到举报信2个月后,2020年4月17日,ORI将案件派给了一名办事员。当杨沐在当年6月上旬追问进展时,一名官员回复说:“调查监督部审查了有关您所关注的4篇论文,认为这些论文不属于ORI的管辖范围……建议联系期刊、作者甚至机构来探讨您的担忧。”

NIA的回应是:“我建议您直接联系PI,以便他可以解决您的疑虑。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更加透明和开放的科学讨论。”

4家期刊的行动更是迟缓。

在杨沐数个月后再次写信追问进展时,时任《衰老细胞》联席主编、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衰老研究所联合主任Ana Maria Cuervo回了邮件:

“只有在评估(举报者)主张、作者的回应和数据后,编辑团队认为有明显的欺诈或不道德行为证据的情况下,才会去联系诚信办公室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层。
“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确保每一项主张都得到充分考虑,并保护作者免受基于纯科学证据之外的原因的主张,并确保他们有机会澄清,并在必要时纠正任何差异。
“如果希望我们继续该过程的下一步,即与Praticò博士分享你们提供的信息,并让他解决您的疑虑,请告诉我。”

看到这个回应,杨沐心底只有失望,这种回应无疑是在阻止匿名举报。

《生物精神病学》反应算快的。该刊于2020年3月初联系了LKSOM的临时院长。当杨沐在当年6月追问进展时,期刊主编之一、神经科学家Eric Nestler在电子邮件中回复道:“出于必要性,并符合惯例,这现在取决于天普大学了。您可以随时直接与天普大学联系。”

《分子神经生物学》和《分子精神病学》的回复是,他们正在进行自己的调查,但没有任何结果。

接连受挫的杨沐不肯罢休,她在当年6月份给ORI发出了第二封信,列出了Praticò论文中有操纵嫌疑的更多证据。6月下旬,ORI向天普大学发出了“评估函请求”。

球终于到了天普大学这里。

然而,3个月后的一则新闻让杨沐“破防”了:由Praticò领导的阿尔茨海默病中心获得了380万美元的资助。天普大学在新闻稿中称,“这项拨款是天普大学阿尔茨海默病中心获得的首个重大合作奖项,该中心有望成为全国痴呆研究的领军者。”

一位正身陷造假质疑的教授获得巨额资助,这无疑是火辣辣的讽刺。既然通过官方途径的举报未能奏效,杨沐决定,要找到其他更有力的途径。

众人推

杨沐想到了大名鼎鼎的学术侦探Elisabeth Bik博士。

她写信给Bik,希望她能帮助审查Praticò论文中的蛋白质印迹和组织学图像,毕竟自己主要擅长水迷宫任务的数据分析。

Bik迅即出手。她发现,在数十项研究中,Praticò的论文似乎复制粘贴了他过去发表的不同实验中的图像和图表,有的图像只是翻转了一下,以求看起来像是新的实验数据。

以Praticò实验室一篇2013年发表在《衰老细胞》上的论文为例,有多个图像数据与其他论文的数据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其论文有多次数据重复使用嫌疑,这就让人怀疑其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Bik很快将她的发现发布在学术打假网站PubPeer上。迄今已有36篇来自Praticò实验室的论文在PubPeer上被多个学术侦探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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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这是杨沐针对Praticò论文中Y迷宫中自发交替的测试数据提出的质疑,也正是她在后者报告会上提出的问题。这篇论文于2019年2月7日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并于2022年10月18日撤稿。

德国独立科学博主Leonid Schneider也加入了战队。他将杨沐四处举报Praticò的故事发表在了其主持的独立博客For Better Science上。

Schneider也联系了上述期刊的编辑。Ana Maria Cuervo告诉他:“我们给予作者回应并提供额外材料的机会。主编小组对提供的材料和详细回应进行了审查,最终得出结论,在所有受到质疑的《衰老细胞》出版物中均不存在故意不当行为。”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也给Schneider发来一份声明:“我们意识到了这些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已经在仔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的调查按照既定流程进行,并遵循出版道德委员会(COPE)最佳实践准则。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Schneider对这些回应很是不满,在他看来,所涉论文的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他推测:如果Praticò不采取任何行动,也许出版商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天普大学不采取行动,ORI也不会有所表示。

此时负责研究的天普大学副校长Michele Massuci正准备离开该校前往美国马里兰大学任职。此前,杨沐也联系了Masucci,她注意到,后者确认收到了邮件,但无回应。

Schneider也是一个不达目标不罢休的人。他联系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学者,希望听听他们对Praticò研究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病学教授Scott Small,也就是杨沐的那位领导,对Praticò一项争议研究的回应是:“我觉得这项工作很有趣。我猜测你对其他事情更感兴趣。但Practico博士不是我的同事,我也不是这些论文的审稿人。”

这让Schneider惊讶不已:Small教授和Praticò都在研究一种名为Vps35的蛋白成分,前者还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两次后者的问题论文。Schneider不禁感慨:难道Small教授没有阅读这两篇论文吗?

除了杨沐、Bik和Schneider,天普大学内部也出现了Praticò的质疑者。就在2020年10月,Praticò的一群同事写信给大学董事会,敦促学校对PubPeer网站上的指控进行调查。美国《询问者报》(Inquirer.com)获得了这封信的副本,其中写道,Praticò研究包含“多起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这封信的其中一位联署人是该校阿尔茨海默病中心副教授John W. Elrod,他与Praticò合作开展了两项研究,但两者均未在PubPeer上被标记。

墙在倒

2022年10月,这个扯皮无尽的局面终于有了突破。

《分子精神病学》分别于2022年10月5日、2022年10月18日和2023年1月25日撤稿3篇,《分子神经生物学》于2023年2月24日撤稿1篇。这两种期刊都隶属施普林格·自然旗下。

  • 《分子精神病学》2022年10月5日的撤稿声明指出,Praticò发表于2013年3月12日的论文有10处与另一篇文章有内容重复和图像相似性,包括Praticò在内的部分作者同意撤稿。

  • 《分子精神病学》2022年10月18日的撤稿声明指出,Praticò发表于2019年2月7日的论文因为与作者之前发表的文章有相当多的内容重复,因此由主编撤稿。Praticò尚未明确表示是否同意这一撤回通知。这篇论文中的部分实验正是杨沐在Praticò报告上指出问题的实验。

  • 《分子精神病学》2023年1月25日的撤稿声明指出,Praticò发表于2019年7月9日的论文因为人们对其中的蛋白质印迹数据提出了担忧,于是主编撤回了该文,而Praticò不同意这一撤回。

  • 《分子神经生物学》于2023年2月24日的撤稿声明指出,Praticò发表于2017年11月11日的论文与其他两篇文章存在广泛重复,并且人们对一些数据提出了担忧,因此,责任编辑和出版商不再对本文中报告的数据有信心。Praticò不同意这一撤稿。

这4篇论文都在PubPeer网站上被指控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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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分子神经生物学》的撤稿声明

球踢到了Praticò脚下,该他出招了。

Praticò打出了一记“奇招”。就在2024年1月9日,他提起了诉讼,只不过不是针对举报者,而是针对自己的一个名为Phillip F. Giannopoulos的前学生。后者现在是一家医疗保健营销机构的医疗总监助理,撤稿的期刊编辑没有得到他的回应。

他指控该学生诽谤和欺诈。“这件事涉及被告对研究数据的伪造,并且被告有意使原告依赖这些数据,从而对原告造成损害。”

至于他本人,则断然否认参与了科学不端行为。他在起诉书中称,该学生“复制、更改和不当使用数据”,还复制了外部来源的图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数据。

这份长达30页的起诉书给出了不少信息:

  • Giannopoulos于2015年在Praticò指导下获得天普大学博士学位,在其获得博士学位时,Praticò及其论文委员会的任何其他人员以及外部审稿人均不知道其数据存在问题。

  • 2020年3月,在Pubpeer网站质疑后,Praticò就该数据向这位前学生发送了电子邮件。

  • 2023年,Giannopoulos通过其律师向施普林格·自然的副主编和出版商陈述,他“对文章的提交和发表毫不知情”,并且他没有同意其数据被发表。

  • 2023年,经过学术界同行的反馈后,Praticò对这位前学生的原始数据及其论文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审查,现在对这位前学生数据的完整性极为担忧。

  • Praticò称,直到2023年,这位前学生从未向任何人表达过对论文作者身份的任何担忧。在2023年之前,这位前学生从未告知Praticò,他不同意使用该文章中的数据,或者对论文提交或发表不知情。


在这份起诉书中,Praticò称自己因诽谤性言论而遭受了实际伤害,包括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受损、个人羞辱以及身心双重痛苦。因此,请求判决被告赔偿5万美元以上,并支付律师费、费用和利息。

剧情似乎偏了节奏,如今成了师生反目的戏份。

然而,这个事件还有另一面:在PubPeer网站上被指控的36篇论文中,只有14篇属于他和Giannopoulos都有署名,而4篇撤回的文章中只有两篇是师生二人都有署名。

Schneider忍不住在博客中连续发问:其他21篇论文呢?另外2篇Giannopoulos没有参与的撤稿论文呢?Praticò会起诉在他实验室待过的所有成员吗?

参考文献:

https://forbetterscience.com/2022/08/31/research-misconduct-theory-pratico/
https://forbetterscience.com/2020/10/22/the-pratfalls-of-domenico-pratico/
https://www.inquirer.com/health/temple-university-research-domenico-pratico-accused-misconduct-20240118.html
https://forbetterscience.com/2024/01/26/schneider-shorts-26-1-2024-personal-humiliation-mental-anguish-and-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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