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43岁的徐少雄获得了一个新称号：“发Nature的人”。
徐少雄以第一兼通讯作者身份、黄冈师范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首次在Nature通讯专栏发表文章。然而，一篇不足200个英语单词的“豆腐块”，却招来了媒体采访、院校表彰、经费许诺，甚至其他高校伸出的橄榄枝。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徐少雄向我们讲述了Nature发文背后真实的自己：曾因没有硕士学历、零科研产出，在黄冈师范学院工作的12年里被迫两次转岗。其间，3次考研均未上岸，更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只因在35岁这一年，抓住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命运的齿轮才开始悄悄转动。
在他看来，Nature上这篇观点评论性文章，是他研究生涯中“学术价值最低”的一次发表。而由此带来的非学术影响，则显示了某种令人无奈的科研氛围。
这篇发表在Nature上的“豆腐块”，是黄冈师范学院助教徐少雄，及其博士导师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胡光伟的观点评论，题为《优化撤稿通知，避免破坏性后果》。
文章指出，鉴于撤稿通知普遍存在信息欠透明的问题，撤稿通知应针对性地披露相关信息，以避免引发学术不端的失实指控、损害被撤稿作者的学术声誉、负面影响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生涯及基金申请等。
徐少雄硕博阶段都是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方向正是撤稿与学术不端。这类研究多以撤稿通知为数据来源，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文本分析及系统化编码。
去年9月，徐少雄偶然发现，在撤稿通知中，许多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信息，并没有得到披露。因此，他萌生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和导师用了6周时间，写就一篇近3000个英文单词的文章，呼吁从法律上赋予科研诚信监管机构披露撤稿相关敏感信息的权利。
在向Nature主编投稿时，徐少雄附上了个人的发表记录链接。几周后，Nature主编将稿子推荐给了通讯专栏主编。后者愿意接收徐少雄的文章，不过要求必须精简至200词以内，并建议聚焦原文中最温和的观点。
“实话说，我当时很失望，甚至有点生气，一度想拒绝Nature的橄榄枝。”徐少雄回忆，收到邮件后一周，他刻意没回复Nature编辑部。但在导师的劝告下，徐少雄最终将近3000个英文单词的文章改写至200个左右。很快，文章被Nature接收，继而刊发。
一位熟悉Nature发稿流程的青年研究者告诉《中国科学报》，徐少雄在通讯专栏发表的稿件属观点评述，算不上原创研究成果，但能够在Nature这样的刊物发表，同样需要经过编辑的精心挑选。
根据Nature官网的介绍，徐少雄此次发表的通讯专栏属“致编辑的信”，是对该杂志发表内容或与研究相关的公共和政治利益热点议题的简短评论。一般来说，此类通讯的篇幅必须控制在250个英文单词以内，也很少经过同行评议。
徐少雄认为，这次“意外”发表的文章由于篇幅受限，无法全面再现原稿的学术价值。他多次感慨，这是自己研究生涯中“学术价值最低”的一次发表。
“错位”的高光时刻
然而，徐少雄眼中“学术价值最低”的这篇Nature，却带来了超乎想象的“顶刊光环”。
文章自今年2月发表以来，徐少雄身边的朋友介绍他时，总带上一句“这是发Nature的人”。该文第一署名单位黄冈师范学院称，此次发表创造“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徐少雄所在外国语学院称其为“把黄冈师范学院标记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的第一人”。更为实际的是，黄冈师范学院不仅注意到徐少雄的学术成果与潜力，支持他继续学术伦理方面的研究，还许诺了一笔科研经费，支持他未来筹建科研诚信与评价研究中心。
与此同时，国内某知名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主动联系徐少雄，请他分享投发Nature通讯专栏的经验。一些高校对他抛出橄榄枝，某国内重点大学校长更是点名对他人才引进。
徐少雄对前来洽谈的某高校人员说了实话：这篇Nature评论并没有多高的学术价值，也不能保证今后还能投中。但对方反问：“一个发表过Nature通讯专栏的人，和一个从未发表过的人，哪个再次发表的可能性更高？”
随着媒体聚光灯的瞩目，徐少雄陷入争议的旋涡。有人在中文学术文献数据库中查询徐少雄的发表记录，发现查无此人；有人惊讶于发表Nature时，43岁的徐少雄还未拿到博士学位，职称也只是助教；还有人评论，一篇不足200个英文单词的文章，不具有高学术价值，但如此宣传的背后，学术评价机制有无问题？
对此，黄冈师范学院宣传部负责人余艳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表述是基于黄冈师范学院校史的纵向比较，这次徐少雄老师在Nature发文确实创造了学校历史，平台的意义可能大于这篇文章本身的意义。
“对于我们这样的地方院校而言，能在国际顶级期刊有一个‘露脸’的机会，更多是一种示范、引领的效应。希望能影响其他师生的观念，不要对国际期刊‘敬而远之’。”余艳军表示。
面对外界质疑，身处旋涡中心的徐少雄并没有辩驳。今年2月，记者联系其采访时，徐少雄正在准备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他希望等另几篇重要文章通过审稿后，再接受采访。他说，届时自己的观点才更有学术依据。
Nature如何，普刊又如何？
今年7月，徐少雄如约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他分享了自己的近况：3月，顺利通过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4月，获得博士学位。5月，那篇被Nature要求大幅精简的文章，经修改在另一本学术期刊Learned Publishing上刊发；虽然该刊物知名度不如Nature，但能展示更全面的学术观点，徐少雄感到欣慰。如今，他仍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助教，同时在香港理工大学全职担任博士后，继续撤稿研究。
他谈及了那篇令他“名声大噪”的Nature评论：虽然那篇文章不能体现他多年来研究工作的学术含量，但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这样的学术平台，确实坚定了他专注撤稿研究的决心。
更多时候，徐少雄愿意讲述真实的自己——一个“人生过半，却刚刚开始学术之路”的研究者。
2003年，徐少雄在黄冈师范学院本科毕业。那时，成绩优异的本科生可直接留校任教，徐少雄就是其中之一。在本校外国语学院担任6年教师后，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因没有硕士学位、零科研产出，他被迫转岗为辅导员；几年后，再次转岗，担任教学秘书。
徐少雄不是没有想过深造，他曾为了敬佩的研究者，3次考研北京电影学院，但均以失败告终。就这样，本科毕业后12年，徐少雄一直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
彼时，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在选拔选派青年英语教师，通过选拔者，将赴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为期10个月的英语进修。参加选拔考试的要求并不高，其中一条是年龄在35岁以下，而此时距离徐少雄的35岁生日，仅剩下不足九个月。
一开始，徐少雄没考虑报名参加校内选拔考试——他已经两度转岗，6年没有登上讲台，他甚至灰心认命，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了”。
在一位好心同事的鼓励下，徐少雄临时参加了校内选拔笔试。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英语答卷很受外教青睐，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黄冈师范学院推荐的候选人，代表学校前往北京参加全国选拔。
后面的故事顺理成章起来。35岁的徐少雄成为南洋理工大学进修班年龄最大的学生。徐少雄听说，该批进修教师中只有少数没有在国内获得硕士学位，他是其中之一。进修项目结束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新加坡教育部全额资助，继续在南洋理工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遇上了学术引路人胡光伟教授，并开始撤稿研究。
2018年初，37岁的徐少雄拿到硕士学位。今年4月，从香港理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已43岁。与同龄人相比，徐少雄的社会时钟总是慢了半拍。
今年3月，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前两周，徐少雄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公开场合”而停工准备。但许多人和事，形成了一种影像式的记忆，不断拍打在他的心头。他想起许多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问着同一个问题。
年迈的父母问他，这个年纪不成家，读博士有什么用？一位他相当看好的学生问他，我好不容易考过“专升本”，还找到一个不错的单位，为什么还要考研？相亲遭拒，对方认为做学术的他“太板正”。
在高校工作20年的徐少雄深知，在未来的高校应聘、基金申请、评职称时，年龄总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门槛。但能抓住35岁的尾巴深造，继而得遇良师、走上学术之路，徐少雄心中只有温情与感激。
“即使将来需要重新找工作，我也相信，真正在乎学术的单位，会从学术年龄和学术成果来评价。如果只因为生理年龄将我拒之门外，这样不仅是歧视我个人，更可悲的是，他们没有尊重学术。”徐少雄坦言。
对徐少雄来说，唯一的年龄问题是，他比学弟学妹们年长一轮不止，这意味着他的学术生涯比别人要短很多。他说：“所以我必须得珍惜做研究的机会。”
至于许多现实问题，徐少雄其实并没有答案。有时，他会想起电影《无极》里的一句台词：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落日升。徐少雄对此的理解是，无法确切知道哪一刻，命运开始改变，因而持续的渴望与奔跑，才是改变命运的前提。
他想起2015年7月30日凌晨，登上前往新加坡的航班，望着舷窗外的首都夜空，35岁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3-00485-4
https://doi.org/10.1002/leap.1548
*本文图片均来自受访者
（原标题：43岁意外发Nature，他却说这是“学术价值最低”的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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