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99岁的任继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取名为“草人说话”。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与草打了一辈子交道，自称“草人”。

就在不久前，任继周感染了新冠，他笑称早已想通生死，但害怕与社会脱节，尤其对农业的发展，“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

为了提醒自己“争分夺秒”，他家中每个房间都摆挂了钟表。但在金钱上，任继周却是一个“月光族”，目前为止，他已捐款300多万元，在4所大学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我早已‘非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社会的。”

日前，他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农业伦理学》作序，自己在电脑上敲出4000多字。面对《中国科学报》的邀约，老先生熟练地用微信回复道，“即日即来，来前电话”。

2023年2月，任继周在家中接受采访。朱献东摄

“我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要注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任继周：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怕孤独，一孤立于社会就没有生趣了。那怎么跟社会联系呢？我说开公众号吧，但过去怕干扰太多，发个东西各种评论干扰你。

现在我太老了，也写不成论文了，我想说说话还是可以的，而且我总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就设了个公众号。最近我就在想生态文明的农业问题、草业问题。

《中国科学报》：去年年底您感染了新冠，害怕吗？

任继周：想通了。我想得开，心情非常开朗。到这个年龄了，又要死人的话，你不死谁死（大笑）。

2020年底我突发窒息性哮喘，抢救之后记忆力、听力大幅度下降，这次新冠后就更不行了，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思路还算清楚，没有糊涂，简单交流还可以。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称自己“草人”？

任继周：就是因为（我像草一样）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好好地扎下根做工作。

草这个东西，陆地上只要有生命，几乎无处不在。草在地面上看起来是很小的，实际上根是很深的，我有一句诗：小草贴着地面生长，根却扎到株高许多倍的地方。草潜在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复杂，任何地方都有特殊类型，能适应各种条件，草几乎是生态系统的底色。

另外，草是见缝插针，不与人争。我这一辈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跟人争。你哪个专业红、热门，我不考虑，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十年。

20世纪50年代，任继周（右4）带领学生在草原实习。兰州大学供图

《中国科学报》：公众号上发的4000多字《中国农业伦理学序》，是您亲自写的吗？

任继周：是我自己用电脑打的，有青年同志帮我排版发。我写日记，写文章都用电脑。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强调农业伦理？

任继周：我最初的心愿在改善国民营养，多吃点肉，喝点奶。但跑农村、牧区十多年，发现问题发生在农业结构，所以进行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然后发现“三农问题”也不全是农业结构的问题，是农民、农村没有与市民取得同等地位。

我把中国农业的发展分成两大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小农经济变大计划经济，农民在底层，很苦；改革开放后的40年是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贫富差距加大，有人暴富，如房地产商，但农村处在污染链的终端，水污染、土污染、食物污染，风险还是农民、农村承担。

我倡导农业伦理学，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改正过来。农业是基础，一个国家不管多大，发展到什么程度，农业弄不好，一切免谈。

2000年，任继周在贵州山区扶贫考察途中。 兰州大学供图

“‘我’早已不存在了” 

《中国科学报》：您年少时经历了很多战争，这对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任继周：我父亲是个旧军官，保定军校二期（与蒋介石同期），但他骨子是文人思想，很爱国，与那些旧军官的旧习气格格不入，在国民党军中属“另类”，所以只当上了虚衔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乡沦陷，我一直跟着父亲在长江沿线转移就学，亲眼看到中国伤兵从战场退下来，他们在校园的地上休息。这支血肉模糊的队伍离去后，留下满地血渍，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个悲惨记忆，无法忘怀。

当时光是难过，没有更高的想法。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感到有负罪感、原罪感，我这条命是几千万人保护来的，血肉长城啊！

我现在所有生存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就是这些人的恩赐。我把自己全部作为对这些烈士的回报也不够，我应该是他们的一员。“我”早已不存在了。

大学时期的任继周。兰州大学供图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选择研究草业？

任继周：我大学的第一志愿是畜牧兽医。中国人营养太差了，我自己都病得要死，大学毕业时才45公斤，是个病夫，这样的国民撑不起强国，我想必须改善国民营养。

《中国科学报》：您怎么评价自己过去70多年的工作？

任继周：基本没有浪费时间，总体上是满意的，但缺点比满意要多，失败更多于成功。我曾经面对许多误解和无知，我要是心眼小一点的话早活不成了，受的那些委屈，碰的那些钉子，全当精神垃圾，统统忘掉了。

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想过“升官发财”。1942年国民党时期，我们兄弟三个（二哥哲学家任继愈，三哥经济学家任继亮）最后在重庆聚会，就约定不入军政两界，不做官，不发财，做个有正气的人。

《中国科学报》：您书房里一直挂着任继愈先生赠予的“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一联，您怎么理解它？

任继周：这是二哥写给我的，也是我晚年的座右铭。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一塌糊涂，就给我写了这幅对联。

“涵养动中静”是提醒我不管外头多动乱，心里要平静，这一点非常要紧。“虚怀有若无”是说你贡献再大，在无可穷尽的大自然中，这点贡献可完全忽略不计。

任继愈赠予任继周的诗。朱献东摄

“月光族” 

《中国科学报》：为了推动我国草业科学发展，您捐赠了300多万，在4所大学设立草业科学奖学金，是怎么考虑的？

任继周：我早已“非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社会的。我老伴2019年去世以后，我把她攒的养老钱全捐了，陆续又捐了4个草业科学奖学金，尽管数额小得可怜，但表达了我的心意。我现在是个“月光族”。

《中国科学报》：您一生热爱读书，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任继周：《鲁迅全集》。我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别的书都没法看，《鲁迅全集》看了两遍。鲁迅这个人脑子太清楚，眼光犀利。你看那《狂人日记》，真是深刻。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任继周：正常的话我每天可以工作5个小时，上午要处理膀胱瘘管等，大概工作2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

我时间抓得很紧，我二哥（任继愈）送我上初中时就跟我说：“计划领先，分秒必争。”我在90岁前后是两年一个计划，不敢做三年，怕第三年就没了（大笑）。

我现在的计划就是在这两年内把生态文明的草业及农业伦理特点想清楚。

1978年，任继周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国际生物圈大会。兰州大学供图

《中国科学报》：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任继周：就是“心无旁骛”和生活规律。 

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过去是6点半起床，然后做工作。两次生病后，睡眠不好，就没有一定规律了，但还是基本8点前起床。

当然，“心无旁骛”就是少考虑自己，前面总有一个等着我完成的目标。

《中国科学报》：如果让您对科研后辈们说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任继周：要真正从思想上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视做“他我”这是最要紧的，不要总想着我、我、我。

要学点哲学。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非常重要，离开历史条件就看不清问题；离开唯物辩证法就只看到了破碎的世界，看不到整体。 

要懂至少一种外文。外文不仅是工具，还内涵思维方式。 

另外，总有前景、计划在召唤，直到生命的终结。只要活着就往前走，人生没有终点，“路倒”（注：赶路时倒毙路上，指工作至最后一刻。）是最幸福的结局。 

2003年，任继周在内蒙古羊草草原考察。兰州大学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