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近年来，我国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改革，就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并要求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这使得在当下的高校学术管理中，过于突出量化评价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内高校对于量化评价的执念仍然普遍存在。

在高校学术评价中，国家或省部级课题、顶刊学术论文以及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奖项，仍然是学术评价的“硬通货”。很多科研人员的感受是，过去“简单粗暴”的量化评价正在向“更高标准”的量化评价转变。比如，过去数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现在数国家级课题；过去数SCI、SSCI和CSSCI论文数量，现在转向了数顶刊学术论文数量。但是，这样的评价本质上仍然是量化评价为王的评价方式，其固有的局限性依然存在。

管理部门在考虑相关改革方案时，首先考虑的是“破五唯”之后立什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为“破五唯”改革而导致学校关键科研绩效指标下降。项目、成果、奖项始终是科研管理的“三大件”，而国家级课题、顶刊论文和国家级奖项则是“三大件”中，必须优先关注和导向的，只有守住这些阵地，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守住自己的阵地。这种考量符合管理部门的理性选择，也符合高校的整体利益取向。

然而，这种评价改革会导致关键科研指标竞争的白热化。头部高校为了维持自身的科研竞争优势，不得不就关键科研绩效指标开展全校动员，将关键科研绩效指标分解到院系和学科，再进一步传导到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身上；中部和基层高校为了在一些关键科研绩效指标上表现出一定的显示度，也积极加入争夺。这就使得本就稀缺的国家级课题、顶刊论文和国家级科研奖项显得更加“僧多粥少”，最终形成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全民战争”。

一线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关键科研绩效指标焦虑也会进一步加剧。很多人不得不打破自己正常的科研工作节奏，围绕着关键科研绩效指标展开激烈争夺。一些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已经获得了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却不得不为了科研项目的级别而继续加入“战圈”。一些人员的科研成果可能并不适合在期刊发表或者更加适合某些期刊，却不得不为了追逐顶刊而重新考量期刊选择。也有一些人员的科研成果已经取得了实际应用价值，却由于科研奖项往往更加重视顶刊成果和权威转载，而不得不另外投入时间作出努力。

学术生产是一个多样性的过程。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医科等不同领域的学术生产都有其固有的特定规律，并不是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都需要申请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才能开展研究，只要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够通过相应的渠道获得与科研活动本身相匹配的支持，科研项目本身的级别也可以适当弱化。

同时，也不是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发表在顶刊上，一些细分学科领域甚至都不存在外界所公认的顶刊，只要能方便细分学科领域的学者们进行学术对话，学术成果应该可以有更加多样化的归宿。国家或省部级科研成果评价应当尊重学术生产的多样性，不能简单通过顶刊成果和权威转载等途径对科研成果质量进行衡量，应该更加注重成果本身的实际绩效和社会贡献。

学术研究更加需要注重长周期评价。高校学术评价当中普遍存在年度评价、聘期评价和长周期评价。几种评价叠加在一起，会导致评价过于频繁，很容易造成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困扰，而评价内容所聚焦的仍然是国家或省部级课题、顶刊学术论文、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奖项等内容。这就使得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经年累月都在纠结项目、论文和奖项这几件事，最终演变为在一个又一个短周期内追求关键科研绩效指标的行为。这非常不利于教师和科研人员着眼中长期开展更加富有价值和内涵的科学研究。

学术管理要善于突破量化评价的执念。要真正考量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是不是在从事有价值的研究，是不是在开展有内涵的学术生产，是不是在未来能够产生实际的学术贡献和社会贡献，是不是实现了科研和教学的有效互动与支撑。不必过分纠结于科研项目的级别、发表成果的刊物和成果奖项的级别。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短期行为和功利倾向，回归兴趣、回归价值、回归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在更加宽松和包容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或许会呈现出更加健康、更高质量的学术繁荣，而关键科研绩效指标也会获得更有底气的支撑。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