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高校已开始“试水”学术休假制度。但时至今日，“探索”了20年的学术休假，依然没有在高校中真正落地。探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教师本人基于经济等因素的考量外，目前高校在制度体系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休假制度欠缺的背景下，高校留给教师自由探索的学术空间还有多大？

“我没有听说过周围的人有享受过‘学术休假’的。至少在我看来，这个制度在国内依然没有被真正执行过。”电话里，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副主任臧玉峰的语气很肯定。

同样的话，臧玉峰曾经和《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过一次，那是9年前的2012年。是时，吉林大学刚刚宣布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在被问及是否听说过有同事或高教界朋友申请过学术休假时，臧玉峰的说法和9年后几乎一模一样。

9年时间，相同的问题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答案。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段时间里，该制度的推进在国内高校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而与此同时，与之有颇多相似性的“访问学者”制度，却早已在高校中司空见惯。这背后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与高校、教师考核、评定，乃至学术氛围相关的制度困境。

类似的表述

在“学术休假”领域，臧玉峰这种时隔多年后的类似表述，其实并不在少数。

早在1994年，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有条件的高校对教学任务较重的副教授以上教师实行学术休假制度”。教育部则在两年后规定，连续担任副教授工作五年且能履行岗位职责的教师，必须安排至少半年的脱产培训或学术假。2002年5月，我国发布《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再次提出“建立学术休假制度”。10年后的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教授、副教授学术休假制度”。

2020年，科技部等六部委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再次提出探索对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和学术休假制，这也是中央对于学术休假最新一次的表态。

在这一系列的文件中，2002年颁布的《规划纲要》有着特别的意义。在那之前，虽然中央屡次发文，但高校层面并没有太多响应。但就在《规划纲要》下发后，包括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一批高校开始试点学术休假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划纲要》相当于真正落下了学术休假制度的第一只“靴子”——高校层面开始探索相关制度的真正落地。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只“靴子”落下2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听到另一只“靴子”落地的声音——学术休假制度在国内大部分高校依然“有名无实”，以至于在2020年六部委发文中，对于学术休假制度所用的词汇依然是“探索”。

之所以产生这种窘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试行教师带薪学术休假制时，该校的多位教授对该制度大加赞赏，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短时间内并不打算申请学术休假，给出的原因也出奇的一致——不想因此影响教学。而这样的理由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教师不想尝试学术休假的重要原因。

再比如，曾有科研人员分析，目前已经有一定工作年限、能出成果的研究人员大多忙于跑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潜规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那么个小圈子，融入进去十分不易。如果你离开了，不要说一年，有几次缺席重要场合，就可能被踢出一个项目的‘申请游戏’。”

然而，这些是“学术休假”制度不能落地的根本原因吗？

不同的“命运”

在一篇博文中，福州大学计算机与大数据学院教授陈德旺曾针对多位学者因科研压力大而猝死的现象，提出通过学术休假，给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而被问及自己是否申请过学术休假时，陈德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009年，我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做过一年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那一年我的状态就是‘学术休假’的状态——不必考虑教学、项目申请和年度考核，在一个大师云集的环境中，心无杂念地从事科研。”

直到今天，陈德旺依然认为，那一年是他迄今为止学术收获最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不仅听了100余场高水平学术报告，还完成了5篇SCI论文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了很多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前沿方向和创新思路。

“访问学者”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87年。当时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身份的管理细则》中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身份，按留学目标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

相较而言，“访问学者”与“学术休假”制度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两者均是教师离开此前的教学科研环境，到另一个陌生环境下学习和生活。虽然访问学者的科研目的性似乎更强一些，但享受学术休假的老师，一般也只是换个环境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然而，相似的制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学术休假制度至今依然还在“探索”，而访问学者却早已成为高校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背后的原因何在？

对此，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黄启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访问学者制度在国内普及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内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教师海外背景的日益重视。尤其是在此前的一段时间，“海外经历”俨然成为国内很多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杠杠”。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师申请访问学者，其实是有“被迫”的成分。

“访问学者其实与学术休假都会面临几乎相同的问题，但正是因为其与教师本身的考核与评定有密切的关系，才导致高校和教师都会克服各种‘困难’，以达到让教师‘走出去’的目的。”黄启兵说。

对此，一直关注高校教师评价制度的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师杜彬恒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在国内“五唯”学术评价体系中，一些高校“一刀切”规定，没有海外学术经历不得晋升副高以上职称；同时，教师在申请某些基金项目时往往不得不面对某些“潜规则”，比如要拿到某些课题项目，就必须在前期发表一定数量SCI论文，而如果能够以访问学者的名义与国外导师进行合作，其“发论文”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访问学者制度能够落地的原因之一。” 他说。

换句话说，学术休假制度虽然被高校以及政府相关文件屡次提及，但和教师本人乃至于高校的考核、评比无任何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相关政策的落实缺乏动力。

“这背后反映出一个尴尬的事实。”黄启兵表示，不论是访问学者还是学术休假，对于教师提升自身研究能力而言，都是很好的政策，即便如此，在没有强制性措施约束时，其执行效果都不太好。

在这方面，教师本身的自主性哪里去了？

缺失的制度

就在国内学术休假的第一只“靴子”落下的那段时间，2004年，哈佛大学罗兰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东敏辞职回国。而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一个很大的契机便是他经历的一次学术休假。

“多年前，我曾遇到一位久未见面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朋友。交谈中，我得知前段时间之所以没有他的消息，是因为他利用一年的学术休假时间，去硅谷尝试做风险投资。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陈东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他，没想到美国高校教师可以利用学术休假的时间，“跨行”到如此远的行业，去体验一次完全不同的经历。

几年后，为了开辟应用研究，陈东敏自己也申请了一年的学术休假。在朋友的建议下，他跑到硅谷参与融资并创办光调制芯片公司，这一经历使得他后来加入并负责北京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一次学术休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陈东敏说。

值得一提的是，陈东敏第一次申请学术休假，是在其获得稳定的资深职务之后，而在学术休假期间，美国大学校方一般会支付年薪的50%。这使得陈东敏在利用学术休假进行创业时，并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在这方面，国内的情况并不相同。

几年前，曾有研究者对厦门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6所高校教师学术休假运行管理制度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在学术休假教师的待遇方面，高校为吸引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申报学术休假，大多采取了申报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保持不变、免除教学工作量和不扣减任职年限和工龄等措施。然而，问题是，目前国内高校教师工资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是课时费，对于这部分费用，很少有高校在制定制度时将其考虑在内。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实行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加教学科研业绩点的分配制度。由于教师在学术休假期间缺少教学科研业绩，会影响到学术休假期间的经济收入。尤其对于课时量大的文科教师而言，课时费拿不到的话，收入会大大减少。”在一篇文章中，黄启兵写道。

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该校早在多年前就规定，每年专门投入200万元经费，在保留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的基础上，为享受学术休假的教师提供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即便如此，享受学术休假的教师还是比在学校上课时收入减少。

陈德旺直言，国外学术休假制度是与终身教授制度、教师年薪制相辅相成的。“教师通过努力，评上终身教职，并获得年薪制后，才能无后顾之忧地申请学术休假，从而心无旁骛地持续思考一些大的学术难题。”而我国高校教师之所以学术休假意愿不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配套制度不完善。“这里的配套制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术休假制度本身存在一些不完备之处，二是其他配套制度的缺失。”

对此，陈东敏表示赞同：“学术休假制度必须与年薪制以及终身教授制度相互配合，才能为教师提供稳定的支持，否则，这一制度很难推行下去。”

“学术休假制度源自西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高校基本是在模仿西方高校设计相关制度。”陈德旺说，然而，很多制度往往只有在一个制度体系中才能发挥其原本作用，但我们常常只片面引进某个制度，便以为其会发挥意想中的作用，其结果往往很难尽如人意。

狭小的空间

无论原因如何，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现实是——学术休假制度在国内推行了20年，但至今尚在“探索”中。换言之，至少对于国内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而言，作为提升学术能力的重要渠道，“学术休假”这条路目前依然未能开通。在此背景下，国内高校教师学术自由探索的空间有多大？

对此，杜彬恒表示，学术休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动力、解决教师的学术倦怠问题，尤其对于一些高校从事公共课教学的教师来说，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而一旦产生学术倦怠，学术研究动力不足，无法紧跟学术前沿，也就谈不上所谓“自由探索”了。“学术休假可以使这些长期从事公共课程教学的老师换一个环境和思路，使他们重燃对科研的热情，通过学术研究更新自身知识，更好地支撑教学。”他表示，在当前现状下，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决。

如果说对于公共学科教师而言，需要解决的是学术倦怠问题的话，那么对于更多高校教师来说，需要解决的则是学术焦虑的问题。

“必须承认，在国内某些高校，尤其是某些顶尖高校，教师在学术领域是有一定自由探索空间的，但在更多的普通高校，这种空间即使存在，也非常小。”黄启兵告诉《中国科学报》，仅以职称评审为例，据他所知，目前依然有很多高校规定教师只有手握国家课题，才能够评教授，甚至只有拿到国家课题才可以指导博士生。

也正因如此，在一些高校，即使是知名教授，仅仅因为其几年内没有拿到国家课题，便没有博士生可带。“这等于逼迫教师整天围绕申请课题打转转，所谓‘自由探索’也就无从谈起。”黄启兵说。

这一问题在青年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如黄启兵所言，对他们来说，可能“生存都是个问题”。

究其原因，依然在于制度的不健全。

黄启兵表示，目前大多数高校新入职教师，往往没有编制，而是与校方签订“非升即走”协定。但问题是，国外“非升即走”制度是与相对完备的教师流动机制相关联的，这使得教师即使不能通过“非升即走”留下来，也可以相对顺利地找到新单位。

“然而，国内高校目前缺乏这样的教师流动机制，使得这些新入职的教师必须想方设法保证自己不被淘汰。”他说，在生存压力大于一切的情况下，何谈“自由探索”。

对此，陈德旺也表示，学术休假制度的目的是解决教师如何用一大段时间安心做学问的问题，但目前不管是社会的大环境还是学校自身的小环境，都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相对功利化的学术氛围，包括学术休假制度在内的类似制度，就很难在国内真正扎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