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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休假当然是符合教师成长规律、有利于教师学术积累的好方式，但公众的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好的办法，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吗？
■本报记者 陈彬
当一位大学老师已经享有了寒暑假，还有没有必要再给他一年的自由时间，供其调整状态，充电学习？
面对这样的问题，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否则，教授们就有些太“清闲”了。然而，当这一年的自由时间被冠以“学术休假”之名后，问题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
不久前，媒体曝出，北京语言大学拟自今年起实行学术休假制度，该校的16名教授将享受为期一年的自由时光。此消息一出，立即有舆论质疑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福利”。
对过去几年的国内高教新闻稍加留意的话，不难发现近些年国内对于学术休假的是是非非已经争论多时，至于其究竟是一种“福利”，还是教师应得的“权利”，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舶来的“休假制度”呢？
“脑残”的质疑
事实上，对于公众对学术休假属于“学术福利”的质疑，很多高等教育界的人士并不以为然。
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戚德祥曾表示，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学术休假是一项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给教师一段“休假”时间，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倦怠感，又可自由支配这段时间作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就利用学术休假时间来我国内地高校做访问学者，共同开展研究。
“学术休假不是简单的休息、疗养。”戚德祥说，学校希望老师们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抽身出来，整理下自己5年、10年的学术积累，集中一学期乃至一年的时间去思考、写作，或到国内外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如果说戚德祥的解释可以算作是面对质疑时的“自我辩解”的话，那么在国内某个以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的网络论坛上，很多人对于所谓“质疑”的态度，也可以反映业界对于这一制度的欢迎程度——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对这一制度表示赞赏和欢迎，有网友甚至直言，那些对学术休假的质疑简直有些“脑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业界大受褒扬的学术休假制度，在社会公众层面却遭到了广泛质疑，这种反差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原理上说，学术休假当然是符合教师成长规律、有利于教师学术积累的好方式，但公众的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好的办法，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吗？”采访中，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林中祥问道。
如果细究公众质疑内容，不难发现人们的聚焦点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行的考评方式下，学术休假是否会成为少数“实权派”的“专利”；二是冠以“休假”之名，学术休假是否真的会演变成为“简单的休息、疗养”。而事实上，类似质疑在多年前已经出现。2012年，吉林大学公开试点学术休假时，有舆论担心这是另一种“腐败”，而此前，某高校人事处曾组织一场为期7天的“学术休假”，路线为对某著名的长寿村及其他景点的“考察”……
“面对目前国内高教界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教授素质的参差不齐，谁能保证公众的担心不会变成现实？我们当然希望学术休假制度能在国内顺利铺开，但现阶段，我很担心这种制度最终会演变为少数人的‘专属福利’，”林中祥说，“别忘了，我们有大量的教授开办自己的公司和企业。一年的时间，足够他们好好打理一下自己的‘业务’了。”
模糊的框架
为了保证学术休假真的被用于学术用途，很多试点学校也采取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该校便在通知中规定，老师在休假期间要与所在的院系联系，还要在休假后提交报告。
然而，这样相对宽泛的规定，是否能产生足够的约束作用却是个问题。
2012年，就在吉林大学出台学术休假的相关规定时，曾有媒体致电吉大相关部门，希望了解规定的详细内容，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只有大体框架，相关细节还没有弄清”。而就在吉大的“学术休假令”颁布后的几天，又有5所院校相继出台了类似“只有大体框架”的规定。
“学术休假当然需要给教授以足够的自由，但这并不代表高校不应对其一年的活动置之不理，框架的模糊很容易导致教师学术休假的变味。”某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各校有关学术休假的政策大体相同，一般涉及取得休假资格的服务期限，休假的目的，休假前的要求，同一时期休假教师的数量，休假期间的薪酬，休假后的职称、职位、资历等权利问题，以及休假的期限。对于教师在学术休假期间的活动，高校其实是处于“置之不理”状态的。这是否意味着国内高校也可以如此呢？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王向荣并不这么认为。“国外高校对于教授的管理相对宽松，这首先是由于其教授资格授予相对严格，教授对自身的学术声誉和学术荣誉感更强。同时，国外高校相关配套政策也已经比较完善，因此可以给予教授更多的自由。然而，国内高校由于相关机制体制并不完善，教授本身的‘含金量’无法与国外相比，某些教授的学术自觉与自律性也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做更多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王向荣说。
两难的处境
王向荣早年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学术休假这种在国外十分常见的制度，他并不感到陌生。但是，回国的这些年，他却再也没有听说过有谁曾享受过学术休假的“待遇”。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在内的高校试点“学术休假”以来，国内曾享受过这种“待遇”的教师的确凤毛麟角。甚至一项2009年的统计数字曾显示：如果自2004年算起，5年间，国内真正享受过学术休假的人数为零。
对于这一状况，王向荣并不觉得奇怪：“相比于国外，国内高校教师的教学压力要大得多，教学都是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进行，教师几乎没有条件长期离岗。”
王向荣的这番话的确能找到事实佐证。
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曾试行教师带薪学术休假制。在接受校内媒体采访时，该校的多位教授对该制度大加赞赏，但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短时间内不打算申请学术休假，原因出奇一致——不想影响教学。“每学期课程都比较多，学术休假会给教学带来影响，也可能给教学管理带来麻烦，所以还没有这样的打算。”该校某教师这样说。
于是，国内高校教师面对学术休假制度时，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制度未来时热切希望，当制度真的落实，却又因为手头繁重的教学、研究压力而不得不选择放弃。事实上，面对这种两难处境的除了高校教师，还有“水土不服”的学术休假制度本身。
林中祥直言，学术休假的本质是为有志于学术和科研的教师提供一段避免其他干扰、能够根据自身意愿从事学术交流和沉淀的时间，而在现阶段的国内高教界，由于大环境的限制，很少有教师能够真正具备这份内生动力和自觉性。因此，在没有足够的大环境保障的前提下，学术休假制度在国内并没有生存环境。“大环境不调整，学术休假最后搞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如果没有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切实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只怕学术休假这样的好制度也难有生长的土壤。”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
多余的压力
然而，无论人们对学术休假的褒贬如何，一个客观现实是不容否定的——学术休假制度本身对缓解教师的职业压力、提升学术素养是极具好处的。而当这一制度遭遇“水土不服”时，我们又该如何减少教师的职业压力呢？
以王向荣所在的风景园林专业为例，他目前所面对的压力主要包括四方面：首先是教学和学生培养的压力，其次是科研压力，第三是社会服务和项目实践压力，最后是学校和学院各种事务的压力。
“其实国外高校教师的压力也不小，但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更加集中于教学和科研，高校对其事务性的要求相对很少，而且学校给予他们‘消化’这些压力的时间也很长。相比之下，我们的老师要面对太多无关教学、科研的事情，相关部门的要求有时也显得有些短视。”
此外，王向荣表示，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总体过于量化的评价体系也给了教师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比如大量的考核指标，众多的排名，这些都无形之中对高校施加了太多的压力，高校只能将这些压力转移至教师身上，每年要求教师作出各种成果，这样的学术研究很难有深度。而必须完成的某些考核指标对于学术积累和教师的进步并没有帮助。”
对此，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教授龚书铎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表示：“现在有一个不妙的趋势是管理者把量化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这就很值得忧虑。量化只是一个导向，唯‘量’是从肯定不利于学术发展……我们必须正视唯‘量’是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减少教师身上不必要的压力，即使国内目前还难以实施学术休假制度，教师的学术成长环境也会得到显著地改善和提高。反之，如果教师身上的那些压力不予消除，甚至愈加沉重，即使实施了学术休假制度，又能起到什么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在制度本身。”王向荣说。
《中国科学报》 (2014-04-24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