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较好，有望再获丰收。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粮食年产量已增长了近5倍。尤其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然而，粮食连年丰产并不意味着粮食安全问题彻底解决，在新情势下，我们需要更多“冷思考”。

连年丰收保安全

据统计，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为2263.6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09公斤，而在201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157.8亿斤，比新中国成立初增加了1万多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到470多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近年来，粮食产量虽不是直线型的连续增长，但产量保持在稳定状态，每年都是丰收年，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钰表示，从数量上看已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仓廪实”梦想成真，实属不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国科学报》，这得益于，国家稳定适宜的粮食政策高度保障了粮食稳产增产；粮食市场优质优价的需求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减少、灾害抵御能力和病虫害防治能力不断增强；以及农业科技不断进步，为农品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良品种等。

不利影响需警惕

的确，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年年丰收值得自豪和高兴。但连年增产背后所伴随的一些不利因素，甚至隐患还需警惕。

“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部分地区农民增产不增收。”李国祥直言，一方面，粮食持续增产，可能导致一部分粮食无法被市场消化从而进入仓库，给产业带来了负担，增加了粮食超期储备。另一方面，粮食进口量仍然很大。

具体表现在，普通稻谷处于严重阶段性过剩，普通小麦也相对过剩，大豆和专用优质小麦自产不足，进口量大。

“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农业发展到当前阶段时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尽管如此，政策也不能盲目调紧，总体要稳定。接下来，要通过政策调整、科技创新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来解决矛盾。”李国祥说。

此外，农业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是潜在隐患。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统计，2016年，年龄55岁及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33.6%。“随着他们逐步退出生产领域，未来谁来种粮食将是一个突出问题。”李国祥说，当前，亟需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土地流转以及发展适度经营规模。

再者，粮食生产过度追求数量，导致对品质重视不够，遭受灾害的风险和损失也逐渐加大。

钟钰坦承，例如今年，病虫害成为影响粮食品质的重大因素。他调研了云南、河南、湖北等多个粮食产区，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粮田深受虫害侵袭，“云南处在边境，是外来入侵物种的第一站，草地贪夜蛾、螟虫、蚜虫等虫害轮番来袭。小麦赤霉病从长江流域蔓延到黄河流域、华北平原，北移趋势明显。而东北地区则受气象条件影响大，今年雨水较多，影响淀粉等干物质积累，收割期比往年推迟一周。”

谷贱伤农，为保证农民利益，全国秋粮收购会议也指出，不同品种收购形势差异较大，部分稻谷产区可能会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牢牢守住不发生“卖粮难”的底线。

此外，有专家认为，粮食增产带来的土地利用方式、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加大支持 发挥市场作用

钟钰提醒，粮食越是增产，越要避免麻痹意识。“我们绝不能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同时也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还需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和精准度。”

针对当前粮食生产所面临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和病虫害问题，钟钰表示，要加大对“机耕道”和“统防统治”的支持，前者旨在建设适宜农业机械行驶的道路，后者则是对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进行统一防治。

“当前粮食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种粮效益低，粮食主产区财政能力弱。”钟钰建议，需要加快培育壮大主产区的粮食产业经济，加快构建定量核算与按量补还的补偿体系，构建补贴、保险与贷款"三位一体"的生产支持体系，以粮食为纽带加强产、销区投资合作。同时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应建立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的一般转移支付机制和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补偿转移支付机制。

提高粮食效益不能缺失“市场之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化收购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2018年，国家最低收购价粮质量标准从过去的国标五等及以上提高到国标三等及以上，这已折射出粮食生产从过去重数量转向既重数量更重质量，从政策性收购到市场性收购的重大转变。

“过去，粮食生产过度依赖政策，市场作用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好。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就是从过去的增产导向走向提质增效导向。”李国祥认为，未来，要着重发挥市场机制，提高最低优购价格对优质优价的引导力，加强粮食产业链的各环节联系，加强农业科技、优势品种的支撑作用，让农民增产又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