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遴选，今年7月1日，Magdalena Skipper博士正式接替原《自然》杂志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的职位，成为该刊新一任总编辑。这一任命使Skipper成为《自然》创刊149年来的第八任总编辑，也是该刊近150年历史上首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同时还是该刊物历史上首位具有生命科学背景的总编辑。
Skipper拥有剑桥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后在伦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在《自然》任职期间，她帮助开发了创新项目ENCODE Explorer和Epigenome Roadmap，将科学出版的边界扩大到传统的研究论文之外。在此之前，她担任《自然—通讯》主编一职，其间曾大力倡导开放研究。
受命担任《自然》总编辑是我莫大的荣幸。此时担任这一职务尤令我感到兴奋，因为当前科学研究方式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演变。我期待继续保持《自然》的领导地位——发表最精彩、最具突破性的发现，并在促进科学透明度和多样性等重大问题上发表见解。” 在接受这一任命时，Skipper如是说。
“我喜欢把每个挑战都视作机遇。” 近日，Skipper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说。《自然》是一本综合性期刊，服务许多不同群体，包括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及感兴趣的公众。“我的同事都是经验丰富的编辑和记者，我们融汇各自的专业知识不断提升《自然》，这十分令人兴奋。我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经验有助于我深刻理解作者、审稿人和读者的预期——这些预期我不仅渴望达成，更渴望超越。”
《中国科学报》：你会如何确保《自然》发表最精彩、最具突破性的发现？
Skipper：《自然》致力于发表出色的研究。保持这一专注点，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杰出的发现往往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有的能立即应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有的是研究本身有变革意义，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宇宙的根本原理。《自然》会继续保持对各种不同类型研究的兴趣，但无论科学发现是基础的抑或是应用的，我们在考虑各种投稿时，都会尽力确保严格的科研报告标准和伦理标准。
《中国科学报》：《自然》将如何提高文章的受众覆盖率或可及性？
Skipper：科学和科学传播在不断发展变化。科学和研究越来越蕴含着丰富的数据，也更讲求协作。这种转变意味着必须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比如，近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专门聚焦于实验报告或数据集的稿件形式。但变化并不限于稿件本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在预印本服务器上分享成果，以加快信息传播并推动论文发表前在科研界的讨论。此外，也有研究人员开始利用社交媒体的效力和即时性特点来传播自己的研究。每种渠道都各有独特之处，《自然》也在充分利用来这些多种多样的传播形式。
《中国科学报》：未来你是否会进一步致力于《自然》及子刊相关论文的开放获取，促进学术成果的共享？
Skipper：自然科研完全支持开放科学和开放获取（OA）。在我们出版的众多OA期刊中，既包括了引用量最高的高度精选型OA期刊《自然—通讯》，也包括全球最大的OA期刊《科学报告》。施普林格•自然不仅是《自然》的出版机构，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OA出版机构，我们有近 600本纯OA期刊，还有1900本为作者提供OA发表选择的期刊。
不过，对于《自然》这类高度精选型的期刊而言，其所评审的来稿中仅有极小比例的文章最终得以发表，这其中有大量的编辑工作和相关成本。这类期刊的内容由大量的内部科学编辑和文字编辑来精心处理和编辑。因此，出版单篇论文的平均成本远高于普通的OA期刊，以市场可接受的文章处理费用，亦称APC（只对已发表论文收取），无法覆盖这一成本。另外，《自然》有一部分属于杂志内容，即前沿的科学新闻报道和评论，这部分的文章屡获各种大奖。《自然》的这个杂志部分大多对所有人是免费开放阅读的。基于这些原因，对于《自然》这类期刊，我们认为更公平的做法是由数量众多的读者来摊薄其较高的出版成本，而不是数量要少得多的作者。我还应补充的是，《自然》业已提供内容免费分享服务“SharedIt”，让人们可以免费阅读它所发表的论文。
我们认为，让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发表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他们所在单位和资助机构可能有不同的优先选项。为了更好地服务整个学术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作者提供一系列的发表选择：既有开放获取期刊，也有混合型期刊和订阅型期刊。
《中国科学报》：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2018年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临床医师癌症杂志》以244.585分位居榜首，超过三大顶尖期刊《自然》《科学》及《细胞》影响因子之和。《自然》将如何提升与保持其影响因子？
Skipper：影响因子最初只是一个针对期刊的指标，也就是用来帮助图书馆来比较其有意购买的期刊。而且，关键是，使用影响因子来比较不同的期刊只在一个具体学科内才有意义。比如，将有机化学领域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与神经科学或生态学领域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相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自然》等多学科期刊也应与其它多学科期刊一起放在另一单独类别中加以考虑。
《自然》为其所发表的研究感到自豪，但我们并不看重影响因子。去年4月，自然科研已签署《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DORA），呼吁停止使用单一的期刊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的个体贡献。
期刊影响因子并不是一个代表单篇论文质量的指标，也不应该用以评判单篇论文的影响力或质量。因为这不是设立影响因子的初衷，因此无法适于这一目的。
《中国科学报》：一些机构认为，在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上的成果才是“英雄”的成果，甚至会让研究者获得更多的资助或是更好的待遇，你对此如何看待？
Skipper：长期以来，自然科研旗下的期刊发表过许多关于传统期刊影响因子局限性的社论，呼吁转而采用一种更全面的科研评估模式。
近年，自然科研及科研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曾指出影响因子存在问题。当影响因子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数字拿出来、脱离了背景，或用来评估本不应该评估的事务，特别是科研人员个体的学术表现的时候，尤其存在着问题。为了将影响因子置于一定背景之下，我们更新了期刊的指数页面，汇集了一系列更广泛的引用量指标：如2年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立即指数、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力分值及2年中值。在论文层面，自然科研旗下期刊已提供2012年以来基于论文的指标和Altmetric（补充计量指标）数据。自然科研还扩展指标范围，增加了同行评议表现指标。我们的一项调查发现，其它指标尤其是同行评议表现指标，对于科研人员的投稿决策也有重要意义。
鉴于影响因子的设计初衷，把影响因子用作代表科研人员及其产出质量的指标是不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自然科研会继续思考能以新的、公平的方式来评估科学家的个体贡献。
《中国科学报》：当前，在生命科学等很多科学前沿领域，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已经成为一大问题，其中不乏一些造假的成果。未来，《自然》将如何减少或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
Skipper：的确，近几年人们对研究成果最终难以重复或无法重复展开了激烈讨论。这种情况也确实大多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这可能反映了该领域在系统和情况上的复杂性。我们所有人，包括编辑、出版机构和科研共同体，都应该对科研不端保持警惕，但同时也应谨记科学是在自我纠正中不断前进的。回顾古往今来的科学记录，我们会发现当时许多结果在今天并不成立。关键问题在于不应发生不端行为，以及最终要纠正科学记录。自然科研旗下的所有期刊会继续不断改善我们与作者和审稿人的合作方式，以确保我们的期刊发表严谨、扎实的科学发现。我们也在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政策，专注于提升方法、数据和代码报告的透明度。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支持不仅应用于我们的期刊，在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应用。
《中国科学报》：对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自然》是否会采用一些行动？
Skipper：我们核心的方法是为我们的作者提供相关工具，以提升科学透明度。我们致力于帮助作者储存和分享他们的数据（比如提供施普林格•自然的数据支持服务），以及帮助他们分享代码 （如尝试新的工具，促进代码的同行评议和发表）。我们还专门推出了《自然—实验室指南》和《科学数据》这类期刊，以进一步协助达成这一使命。
我们相信，应对科研不端的最佳方式是预防。为此，我们一直与科研共同体合作，为他们提供相关指南、报告总结清单等。这些工具不仅有助于文章发表前让潜在问题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帮助科研人员以清晰、一致的方式报告其方法和分析，由此提升研究的可重复性。
当然，我们也与专家审稿人密切合作。同行评议是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作为它们的守护者，我们十分珍视自己的责任。科研过程中所有的利益攸关方也担负着这个责任——这包括出版机构和期刊、作者、科研机构和资助机构。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科学发展现状？未来有哪些合作计划？
Skipper：中国是全球科研共同体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作为科研共同体领导者之一的地位也在不断强化。例如，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研产出国。我们自己的数据也显示，1997年，《自然》发表的原创性科研论文中只有0.4%的论文有中国作者，截止201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大约11%。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不仅仅是数字。作为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遗传学家，我熟知中国科学家对人类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作出的众多关键贡献，这些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多样性，以及疾病的遗传学基础。
概括而言施普林格•自然与中国在科学出版方面的渊源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近年来，我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有了蓬勃发展，这是由于中国的科研产出日益增加，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把中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传播给世界。
我们还与中国的作者、审稿人和期刊编辑合作，以高质量的培训，例如有关论文写作技巧的培训等，为他们提供支持。
作为一名编辑，我期待看到中国有更多杰出、严谨的科研成果发表在自然科研的期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