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龙

詹文龙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学习。原子核物理学家，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选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十七、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低能、中能、重离子核物理研究，对重离子核物理和新核素合成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在放射性束物理研究、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研制、重离子治癌、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2008、201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9年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厦门东方红纸制品厂当工人，此时距离高中毕业已经3年多了。

我深刻地记得中学时老师们的教导：读书能改变命运。虽然高考取消，我当了一名工人，但是继续读书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变过。读书，是我一直很坚持的一条路，所以当高考这扇大门打开时，我自然而然地就走进去了。

对于那一代的人来说，40年前的那场考试，不但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

爱读书的纸制品厂工人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念小学四年级。小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厦门市第四中学读书。

由于从最初的“停课闹革命”到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在初中只读了半年，高中读了大约一年。就在这仅仅不到两年的中学生涯，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件是学校把愿意读书、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专门集中在两个班级里，这对我是一件好事。第二是教我们的老师们极为负责任。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他们所想的是如何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教会我们自学。我记得他们常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你们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他们讲述的充满理想、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活，让我十分向往。

中学时，我在体育运动方面一直都很活跃。因为篮球打得好，我成了区里的篮球队员，那时叫雇佣队员。也因为这个身份，后来中学停课后我被安排到厦门东方红纸制品厂当工人。

在造纸厂，我先是做制浆工。3个人负责两个纸浆池，我身体好，工作效率高，在团队中算是主力，8小时的工作量，我们一般三四个小时就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就在旁边看书，厂里的书记经常见我读书，说道：“看样子，你是个念书的料。”

坦率地说，从学生变成工人，我们当时眼界和心气儿的确比较高，甚至有些“不听话”。有时候工作完成后，要是区里有篮球比赛，我骑个自行车就去参加，打完球回家吃了饭再去工厂。其实，当制浆工的那一年半时间，我很自由。但也正因为太自由，管我们的一位老太太派我跟着汽车队去做装卸工。

那时，大家都说装卸工工作不好，干的都是重活，我想着反正自己身体好，干什么无所谓。现在看来，多亏了做装卸工的那两年半时间，让我有机会在书荒的年代找到了许多书。

装卸工需要跟着汽车到各个废旧收购站收购废旧书纸。在这期间，我收集了大量不同领域的书籍，大部分是数理化方面的，也有苏联教材、小说等。装卸途中，我有时坐在后面货厢里，有时坐在前面，利用这个空当儿看书。其他工人看到好书时，也会帮我留着。他们对我很好，吸烟喝酒的事情不会找我，也不会跟我讲不文明的话。

那个时候，大家最缺的就是书，而我却拥有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书籍，学习动力也很足，没事就自己看书，高考前我基本把大学基础数学、微分几何和物理都看完了。

临考前一周才开始紧张

回首那年的高考，我要感谢纸制品厂书记对我的鼓励。大约是在1976年，我看到很多条件好的同学都去当了兵，非常羡慕他们，想着自己身体素质强，学习成绩也不错，也想去当兵。没想到，书记却对我说，还是读书好，她告诉我“文革”前自己的孩子就是一直读书，最后考上了大学，现在已经是船长了。劝我再坚持一下，等上一年两年，说不定高考真的要来了。

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当时区里有“七·二一大学”，这是根据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指示开办的，在国内很盛行。我们区“七·二一大学”的授课老师大多来自厦门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工作是三班倒，我就晚上上班，白天去听课。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我觉得自己考上的问题不大。

那时，我跟几名厦门大学教职工子弟关系很好，他们找来了“文革”前17年的考试题，就连北洋时期的入学考试题也找到了。他们知道我数理化学得不错，在临考试前两三周时，也叫我过去一起学习交流。

对于那些数理化题目，我基本看完题就能说出答案，所以对于高考，我是非常自信的。

但距离考试前一周时，我所在的厦门第四中学组织复习考试，那时我才开始害怕。虽然我一看题目就能说出答案，但不会用比较正规的解题方法。这时我才发现之前自学的都是“野路子”，标准的解题步骤我不懂。

1977年12月10日，我在厦门市第八中学参加了高考。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考生特别多，我是自己去考试，考完就回家了。那两天，虽然感觉跟平常一样，但我知道这一次是改变命运的考试。

“文革”前，社会上流传着“穿草鞋和穿皮鞋之分”，意思是考上了大学你就是“穿皮鞋”的。确实，那一代人积蓄了十年的能量，对待这次高考，所有人都很认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厦门、江浙沪一带都属于准军事区状态，基本没有大的工程建设。但福建沿海一带特别重视教育，只有念书念出来，才能改变命运，否则就没有什么出路。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学生愿意学，老师愿意教。在我前后被评为院士的人，许多是来自这些地方，以至于后来到中关村工作时还遇到了一群老乡。

考完后大约二十多天，成绩出来了。当年福建省的高考录取率很低，被大学录取的考生不到百分之一。福建是先公布省外学校录取情况，再公布省内的。我报的兰州大学，所以是最早一批被录取的。

被录取的消息还是从我哥哥的同学那里获知的。他在邮政局工作，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他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信，就立马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里报喜。我家距离主街道比较近，还没见到他人，远远地就听到他在大街上喊着我的名字。

薄薄的信封里，装着一张普通的纸，那就是改变我命运的录取通知书。

坚持“核物理”之梦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相继实验成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当时流行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被书中主人公从事原子物理研究、科学救国的事迹所感染。所以在高考填报专业时，我打定主意要念核物理专业，利用核物理建设国家，第一志愿就直接写上了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

那时我们是先报志愿再参加考试。当时报完名，家里人也没有太多的意见，想着能不能考上还不知道呢。但考完后他们开始担心了，万一真考上了，兰州那么远，那里也没有亲戚，南方跟西北差别那么大，能习惯吗？父母甚至还找了一个曾经在兰州当过兵的同乡人跟我讲兰州有多苦，劝我不要去。

那年我23岁，早就认定18岁后人就应该自己出去闯这个观念，当时年轻气盛，根本没考虑地域、气候是否适应这些问题。说到“吃苦”，我当工人期间也吃了不少苦，经历了很多事情，最后都挺过来了。所以，当那位同乡人告诉我兰州很苦的时候，我根本没当回事儿。

1978年2月底，我踏上了西行的火车。带着棉被、书本，从厦门出发，经停杭州、上海转车，前后历时9天最终到达兰州。

兰州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出乎意料，与现在的兰州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当工人时穿的翻毛皮鞋，下了火车，一脚踩下去，地上大概有两公分的浮尘，一下盖住了我整个鞋面。

第一学期，食堂丢了油票，供应的是清水煮菜、玉米面糊，还有发酸的面糕，基本上没有油水。我特别能吃，一般中午要吃八两，以至于家里一直给我寄全国粮票。

那时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学习氛围很浓厚，大家都有着很强的精神追求。大学里，老师竭尽所能传授知识，只要没有集体活动，我们就看书。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而我与近代物理所的缘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由于核物理专业是保密专业，院系设在了兰州大学外面，它正好与近代物理研究所分别位于盘旋路十字路口的两侧。到兰州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我与几位同学吃完饭返回时，走错了路，经过一个大坑，而这个大坑上建设的就是兰州重离子加速器。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30年。

年轻人要在逆境中成长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四个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考生，几乎所有人都满怀理想，用功读书，学习新知识，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希望通过掌握科技来改变国家现状。在40年后的今天看来，把国家需求发展为目标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才是这代多数人取得成功的秘诀。

现在，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却令人担忧——过分追逐金钱和利益，而轻视人生理想和哲理认知。

我认为人的可塑性很强，物质条件不一定很丰厚，有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在逆境中反而更具创造力和竞争力。时任兰州大学校长刘冰曾告诉我们，年轻人要学会接受委屈和逆境，过于顺利、安逸的环境对于人的成长不见得是好事。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远远迟于国际先进国家，但现在中国科研“风景这边独好”，尽管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但我相信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的科技强盛需要数代不懈的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步走”。对于完成第一步，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坚信不疑。但要想完成后一阶段的目标，必须要让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因为未来中国的建设与成功发展要靠几代年轻人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韩扬眉、潘希采访整理）

▲詹文龙（第二排左二）与男子足球队教练及同学毕业留影

▲兰州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77级全体同学合影（第三排左五为詹文龙）

▲詹文龙的毕业证书

▲詹文龙（左）和室友在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