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林

贺林

1978年参加高考并考入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修科学习。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Bio-X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遗传学研究，他领导的团队揭开了倍受世人关注的遗传界百年之谜——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遗传病，率先完成了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精确定位、突变检测、克隆以及机制证实；发现了得到国际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例以中国人姓氏“贺—赵缺陷症”命名的罕见的恒齿缺失的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并成功地定位了该致病基因；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神经疾病样品库，并利用这一样品库较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中国人群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分别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以及“何梁何利”奖、发展中国家世界科学院生物奖、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上海最高科技奖“科技功臣”等奖项。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人生中段的40年，与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红卫兵”与“红小兵”那个年代所带给我的变化，用翻天覆地加以形容绝不过分。我脉搏中的血随着共和国的起伏而腾跃，这也充分反映出，国家与个人这一大家与小家之间的关系——富共享，难共担。

开放使中华民族大大受益，高考则使我判若两人，让我更有机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每次在谈起中国发展的时候，我都会发自肺腑地感叹，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片空白的中学学习

1966年，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一段回忆。

那年，在一浪接一浪的“革命”声中，大学终止了入学考试，中小学陆续上演停课潮，全国上下乱成一团。当时我在南京林业大学子弟小学就读，正好赶在小学停课之前，参加完初中的入学考试。本以为考得还不错，可谁知，考完之后杳无音信。

原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夏天，伴随着炎热的天气，小学毕业失学在家的我，也随即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记得当时，初中以上的学生有资格拿到“入场券”，参加全国大串联，而我小学才刚毕业，只好请求一位上初一的朋友帮忙去学校开出介绍信。之后，我便跟着这帮哥哥姐姐转悠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还有幸在北京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也是我人生中有着最深刻意义也是记得最清楚的一段经历。

“文革”的动作是很大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扫除一切害人虫”之类的口号在社会上飘荡。1969年，海外留学归国的父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位于广西的“五七”干校养猪种田。我们全家人也随父亲去了那边，在广西南宁市邕宁县的一个五合小镇务农。当时，我有机会在南宁一个华侨补习中学进行了几个月的学习，实际上，不是学工就是学农。

1970年的一天，从南京得到消息，我们这届的所有学生都可以分配到工厂工作。因为我的户口还在南京，所以我匆忙从广西赶回老家参加分配。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学纤维厂，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漫长的八年时光。

这段经历也意味着，我的中学学习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填鸭式”的考前突击

1953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位林产化学专家，母亲是名医生。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就受父母知识的熏陶，也从小就深信：入学是最公平公正的。

然而，在“文革”期间，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反而很难得到公平的对待。我几乎没有机会去上大学，连工厂的工业大学都没有资格被选入。每当看到别人踏入工厂大学的校门，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高考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幸运。我的父母更是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终于有机会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我也知道，真正的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由于之前中学学习的空白，高考对于我来说，不是复习，而是学习。

当时，工厂并不太支持我们高考，如同现在的公司，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希望人员稳定，而高考就意味着会面临工人的流失。所以，在备考那段时间，工厂并没有给我减轻工作的负担，给我特殊的优待。

那时，厂里的工作需要三班倒，我经常是大半夜起来上班，累得头重脚轻的。由于工作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外面上补习班，也实在没有办法去应对海量的中学知识。

在那种困境下，厂里一位乒乓球球友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他的名字叫何世同，我至今都对他非常感激。“文革”启动的那年，大学二年级的何世同还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工厂从事技术工作。虽然没读完大学，但他的中学功底特别扎实，备考前的学习，我几乎全靠这位球友的辅导和帮助。

1977年的高考只有3个月的准备时间，尽管底子差，但我还是幸运地通过了江苏省的初试。之后，又经过6个月学习，我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学六年的全部课程，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备考时间短，我的这位球友就尽可能多地帮我押题，数学、物理、化学，许多他认为是重点的都“填鸭式”地硬往我脑子里灌，我也如同囫囵吞枣一般，根本没有尝出味道就塞进肚子里。稍微领悟一下，就开始玩命地做题、解题。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这位朋友的帮忙，我个人在学习这方面的灵感还不算太差，领悟能力比较强，六年的中学内容就这样被我顺利地“解决”掉了。

当然，最感谢的还有我的父母，在我备考期间，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将来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为社会作贡献，为国家建设出份力。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从1966年到1978年，积压了12年的考生参加高考，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个时候，我能够明显感受到国家对高考的重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都很高昂。记得当年高考的考场设在江苏南京的一所师范中学里。考试那天，天气很热，我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民警在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当看到你是赶去高考，就会马上开绿灯，这个情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进入考场，场面很是有趣。考生年龄看上去相差很大，有的像孩子，有的感觉年龄接近四十，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考试当天，我的情绪还算稳定。做题时发现，球友的眼光竟是如此敏锐，押的重点题目以及让我所选学的内容，试卷中很多都概括进去了，虽然我没有能力把它们全掌握，但这也让我从内心佩服他的见识和功底。

而语文就完全需要靠我自己的积累了。印象最深的是，语文科目中有一道题是将文言文解释为白话文，由于我从未学过文言文，当时一直在琢磨每一个字的含义，就在最后一瞬间突然开窍，这感觉如同找到了开关一样让我兴奋，那道题也被我迅速解答了出来。

高考结束，我“哇”地一声长叹，感觉整个人如释重负，几个月的艰苦总算熬了过去，虽然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我做事的决心和信心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在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又重拾起很长时间没打的乒乓球，也算是自我放松。当时自己的心态非常好，对于高考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还好，总算努力没有白费，记得当时化学成绩98分，物理成绩69分，数学成绩比较低，大概50多分。看到临时抱佛脚也能够考出这样的好成绩，感觉真是很幸运，很知足。

真正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还是让人非常激动。那天，我们几个人坐在房间里聊天，邮递员突然敲门，他像知道结果一样笑着递给了我一个信封。打开之后，里面是我一直等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握着通知书开心地笑了，此时的感觉是苦与甜的交集，高考简直就像一场梦，一场有趣的梦……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替我感到高兴，晚上我们一伙人还一起吃饭庆祝了一番。

后来，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父亲这一好消息。电话那头，只听父亲不停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我感受到父亲的情绪已经很难再释放更多了，因为他看到，我将沿着他的科学轨迹一直往前走下去。

而我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上大学是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来了就要努力抓住。那时从未想过有一天要成为院士，只是一门心思地看准方向走下去，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深受父亲的影响

家庭背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我从小就默默感受到父亲那股为科学研究奋力工作的劲头。记得小时候家庭条件很有限，父亲在一盏小台灯下经常熬到深夜，我半夜起来上洗手间，还能看到他埋头忘我地工作，这个场景一直让我铭记于心。

当初高考选报志愿时，我也基本上听从父亲的意见。他是一位极其严谨的人，认为我的基础很差，靠临时积累得不牢固的知识，很难去跟数理化考生竞争。所以，经过系统地分析，父亲建议我报考医学或生命科学。后来我也认为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经过考虑，我跟随父亲的“脚步”（他曾读于中央大学），进入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我读书期间，该校被铁道部收编为南京铁道医学院，之后又被改名为东南大学医学院。

步入大学时，我已经25岁了，但这个年龄在班里还算不上“老”。那个年代，班里同学的年龄跨度很大。在我们班，最小的15岁，本应是上少年班的，最大的35岁，是一群“老三届”，两者年龄差距达20岁。而大家的兴趣爱好和思维方式也都不一致，之间存在着代沟，但这样的班级组合却十分有趣，互相开着玩笑，感情也很真挚。

还记得由于我学的是基础医学，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多，比如人体206块骨头的名字、所有肌肉的名称、解剖学里诸多的专有名词等等，记起来极其费劲，这让本就记性不好的我非常苦恼。那时候，班里分成几个学习小组，小组成员之间互相督促，我们组就把这些专有名词编成顺口溜，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记忆。

就这样，1981年我顺利地从南京铁道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修科毕业。工作两年后我又考入并攻读母校的人类遗传学硕士学业，之后获得英国佩士来大学（现名为“西苏格兰大学”）博士学位，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1996年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0年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世界科学院院士。

回想曾经走过的路程，虽然高考前在工厂里耗费掉不少时光，但依旧感觉是值得的。因为在那所社会大学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对人性本质的认识。

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父亲，记得有一次父亲到英国来看我，他对我说：“在本国土地上作的贡献和在国外土地上作的贡献，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句话促使我后来也像父亲当年一样，选择回国效力。

父亲是在解放前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刚解放时顶着各种不定风险回国建设，报效祖国，但后来遇到了一个接一个深受冲击的运动，还导致他在“文革”时期不停地被追究。然而，即使遭遇种种挫折与不公，父亲始终坚定信心，对国家没有任何怨言，一直在耐心地往前看、向前走，就像细胞对整体的配合作用一样伟大。

每个人都有更适合自己特性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一直认为工厂有着为国家献力的一片天地，但在接受过系统教育训练后，我又认识到自己对遗传学似乎有着更深的悟性，更加适应这项工作。目前，我和我的团队正在为做出更多的世界一流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向前推进。

（本报记者李惠钰采访整理）

儿时拍摄的全家福

高考备考时留影

在工厂工作期间与兵乓球球友何世同（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