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阳春三月，正是毕业生求职的黄金时间。北京某知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宋小鸥（化名）想找一份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工作，以圆自己儿时成为科学家的梦想。
不过，作为一名生物学方向的博士，在求职过程中，她却屡屡碰壁——科研成绩优异，性格活泼开朗，没有明显的“硬伤”，但多次求职应聘，却往往在最后阶段被刷下来。对此，她导师分析的原因是：“科研单位一般要男生。”
在“女博士”这个称号的光环下生活了5年，宋小鸥对此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也能理解一些科研单位的想法。用人单位最介意的，莫过于招聘来的女博士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后便结婚生子。
宋小鸥觉得挺“雷人”，当科学家成了孩儿他妈，真的有那么令人“嫌弃”吗？
“两个时钟”
母亲和科学家的角色冲突是全世界女性科学家面临的共同围城。
欧盟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006年，欧盟27国大学本科在校生和毕业生中，女性的比例都超过男性，分别为55%和59%，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也达到48%和45%。但是，在相当于大学全职教授级别的科研人员中，女性仅占19%。
该报告得出结论：“在欧洲，女性科学家在其职业生涯中还存在不少障碍，女性在科学界的代表性状况不容乐观。”
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也能为这一结论进行佐证。从1900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到2012年，在女性获奖者中，物理奖为2人，化学奖为4人，生理医学奖为10人，三个领域获奖者仅有18人。而迄今为止，这三个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555人获奖。
反观中国，据统计，我国拥有2160万女科技人员，占全国科技人才资源总数的40%。然而，在147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院士仅为78人，约占5%。
另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底，国家“973”计划选聘的175名首席科学家中，女性占4.6%，获得自然科学奖的女性占获奖总人数的4.8%，获国家发明奖的女性占获奖总数的0.9%，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女性占获奖人数的12.9%。
在科学领域，随着女性学历增长、职位升高和影响力增强，女性科学家的人数却越来越少。这一现象被研究者冠以“泄漏的管道”，也有人称之为“玻璃天花板”现象。
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中珮眼中，每个女性科学家都面临两个“时钟”的问题，一个是“生物时钟”，另一个是“职位时钟”。
“生物时钟”意味着生养孩子的时间，而“职位时钟”则代表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职位和晋升的时间。“两个时钟同时运行，似乎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至今仍然难以明确地界定。历史上，女性一直被挡在科学研究的大门外。直到19世纪后期，她们才被允许进入大学。成立于1662年的英国皇家学会直到1945年才有了第一名女性会员；而成立于1666年的法国科学院也是到1962年才打破了无女性会员的纪录。
如今，尽管阻止女性进入科学研究工作明显的、正式的明文规定早已被消除，但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依然困扰着女性科学家，阻碍她们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两会期间，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杨玉芳讲了一个与前文宋小鸥如出一辙的例子。她的一个女研究生在求职时也遭遇了种种性别歧视。
“在同等条件下，即使是学业非常优秀的女研究生，还是很容易被男生挤掉。”她感到既遗憾，又无奈。
在任何能挤出来的时间里工作
事实看起来似乎有些悲观，但也存在例外。
身在美国的鲍哲南已经有一个10岁的女儿和一个6岁的儿子。她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为两个孩子准备早餐，一边吃饭一边和孩子们聊天。送走孩子后，她去上班并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
下班回家后，她先生已经接姐弟二人放学回家。一般是先生准备晚餐。晚餐后，鲍哲南还会陪孩子一起完成家庭作业。然后，她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午饭，并让孩子打打下手。
这样的情景，让人很难将这位贤惠的妈妈和科学家的职业联系在一起。然而，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华裔教授鲍哲南确实如此。
“我很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鲍哲南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当然，这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鲍哲南一直是化学、材料领域内颇受关注的研究者之一。
自从孩子出生后，鲍哲南便一直在享受教育孩子的过程。相比自己所受的中国式教育，鲍哲南在孩子们身上感到美国式教育的不同。“总体上讲，美国教师更注重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让他们记忆。”
鲍哲南生长在一个不折不扣的科学家庭，父母分别在南京大学物理和化学专业任教。1987年，她考入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199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进入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那里，她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高功能塑胶半导体和世界上第一个柔性电子纸，都是她和同事的成果。2011年4月，鲍哲南和李娜、葛优、杨丽萍等社会知名人士一起站在聚光灯下，荣获了由凤凰卫视等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共同评出的“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从此，鲍哲南的名字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
作为女性科学家，鲍哲南也不免被许多人问起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之道。“我在任何能挤出来的时间里工作。”鲍哲南说，“比如，我会在周末和家人一起外出的途中、运动场上，思考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鲍哲南还长期坚持走路上班，斯坦福大学甚至将她评为校园的“走路英雄”。“走路不仅是一种体育锻炼，我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与朋友、父母交谈。”她说。
鲍哲南将她的人生状态归结为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曾告诉她，事业成功和家庭美满才是人生中完美的幸福。“父母也总是鼓励我，不断努力达到尽可能高的目标。”她说。
“所以，我从来不告诉自己，什么事情我不能做。”
如今，鲍哲南对自己的家庭生活非常满意，“我先生和我一起分担家庭事务，并支持我的工作，他从不抱怨我工作太多之类的”。
享受已经选择做的事情
马中珮算得上是一位成绩优异的母亲科学家。
马中珮的人生里，曾经有许多个重要的选择。她的秘诀则在于：享受你已经选择做的事情，而不必为没有做的事情内疚。
1966年出生的马中珮来自台湾的一个新闻世家，但她并没有继承家庭传统，反而对天文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回忆，自己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到了十一二岁时，更对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着了迷。而她觉得数学多用于物理学科中，所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以后大概会是个物理学家”。
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弃4岁就开始学习的小提琴。十六岁那年，她还获得台湾青少年小提琴大赛冠军。
在物理和小提琴之间，马中珮选择了兼顾——“左手物理、右手音乐”。
高中二年级时，马中珮赴美国留学，随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最终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曾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同时修读小提琴表演课程，还进行过多次演出。
当然，被更多的人了解，还是因为她在物理研究方面的成就。
1997年，马中珮获得宇宙天文学界的“安妮卡农奖”，成为该奖设立63年来的首位华裔得主。2000年，她荣获海外华人物理协会颁发的年轻研究学者奖。2003年，为纪念第二位女性诺奖得主而设立的“迈尔夫人奖”垂青于她，这一奖项主要颁给获博士学位10年内展现出具体物理成就的高潜力女性。
2001年，35岁的马中珮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职。2007年，马中珮请来多位具有专长的研究员，组成研究小组，开启了黑洞研究计划。
不久后，马中珮怀孕了，她再一次选择了兼顾。
哺育孩子期间，马中珮和同事们收获了一项重大发现。他们在距离地球3亿光年的银河系，观测到两个质量各相当于太阳100亿倍的超级大黑洞。此次发现距离上一次人类发现最大的黑洞已有33年。
马中珮研究组新发现的黑洞质量是上一次发现的两倍。这一发现在2011年12月的《自然》杂志上刊登以后，轰动全世界。
这时，她活泼、可爱的儿子已经３岁了。马中珮坦言，孩子是她面临的新课题。
在孩子６个月大时，马中珮开始正常上班。她每天把儿子带到加州大学附属托幼所，下班时再接回家。“那时他还不会翻身，托幼所里有三四个老师，照顾9个婴儿。”她回忆说。
不过，马中珮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这纯粹是一种个人选择。”马中珮说，“有的母亲选择24小时和孩子在一起，有的母亲觉得职业很重要，会选择花更多时间工作。”在她看来，无论选择什么，孩子更需要一个高兴的母亲，给他一个温暖而自由的环境。
这些年，看到儿子的成长，马中珮感到由衷的开心。
突破时间的瓶颈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男女性别在智力和人格特质上的差异不足以致使男性科学家绝对优秀。
2009年3月，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塞西综合分析了25年来男性和女性数学能力差异的研究成果，发现激素、大脑结构、性别等自然因素并不是导致女性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方面不如男性的原因。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职业偏好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与男性相比，更多的女性会选择照料家庭和养育孩子，而减少对工作的投入。
“30岁可能是个分水岭，正是精力充沛、视野开阔的黄金时期。”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所研究员蔡晓红，对于那段“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哄孩子睡觉”的日子，至今刻骨铭心。
当初，为了实现事业上的突破，蔡晓红选择了晚育。在孩子两岁前，她经常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段时间真的非常难，但咬牙挺过那段时间，总会柳暗花明。”
这种经验让蔡晓红在接收女研究生时也不得不多加考虑。“很少有女孩子能过得了这关，她就算学业好，在遇到来自家庭的压力时，大多也会选择放弃。”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对于女性科学家个人而言，提高工作效率恐怕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以鲍哲南和马中珮的经验，所谓工作上注重效率，就是“见缝插针地工作”。
同时，雇用保姆成为她们面对烦琐家务劳动时的共同选择。鲍哲南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请了一个保姆全天照顾孩子、承担所有家务劳动。现在，她仍然要请兼职保姆承担部分家务。
马中珮也会请保姆打理花园和房子，以便“享受更多高质量的家庭时间”。
在这段漫长但并不枯燥的时间里，得到伴侣的支持非常重要。鲍哲南“告诫”记者，一定要让你的另一半明白，“照顾小孩和家庭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
“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一家人是在打网球，儿子站在球场一边，我和先生作为双打选手站在另一边。”马中珮笑着比喻道，“我们两人要保证球不落地，陪儿子玩得开心。”
在美国，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来自社会的鼓励让许多女性科研人员及其家庭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和方法。
鲍哲南介绍，在美国，一些大学有比较长的产假让女研究生生育和抚养小孩。比如，斯坦福大学就率先实施了女研究生产假政策。在生产期内，女研究生通过医疗保险可以拿到薪水。
在加州大学，无论男教授还是女教授，在他们的小孩出生或者领养了小孩之后，都有一学期的假期。“还没有签约就职的教授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暂停考核，学校会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获得任职资格。”马中珮介绍说。
同时，很多大学和公司都建有儿童保育中心，帮助女性照顾宝宝，也为这些女性将来更好地重返工作岗位创造了条件。
“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关键在于改变管理者的观念。”鲍哲南说，“如果管理者就是认为女性生育之后会降低研究水平，女性如何能得到公平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文化，鼓励女性科学家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马中珮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社会支撑系统。
蔡晓红强调，女性科学家成才，更多的还是靠自强，但完善社会服务来支持女性科学家也很有必要。
“我们总是说要发展服务业，是不是可以创立一些营利性的社会服务机构来为女性职员提供托儿等服务，以缓解她们的后顾之忧？”蔡晓红建议。
《中国科学报》 (2013-03-08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