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白布帘，里面居然整整齐齐摆了20多个骷髅，这些在别人眼里的不祥之物，在吴先生看来，却如情人眼里的西施。
■本报记者 张行勇
2012年冬日的一天，在位于古城西安南郊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老校区学术大礼堂，年届8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正在给1700多名师生作“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他人生中的几件小事，让聆听者颇有启迪。
71岁开始学DNA
吴新智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有些恐怖：桌上放着一个上世纪20年代协和医院留下的头盖骨，拉开后面的白布帘，里面居然整整齐齐摆了20多个骷髅。这些在别人眼里的不祥之物，在吴先生看来，却如情人眼里的西施。吴先生所在研究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和他们的遗物，以验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中国人的人种起源，此前基本被全世界认同的说法是，中国人的老祖宗是陕西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但1987年，美国科学家从不同人种的148种胎盘中提取DNA研究，从而提出了“ 夏娃学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祖先——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她的后代在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各大洲取代了当地居民。按照这种学说，那么中国大约6万年前的古人类全部灭绝，而今天的中国人则全部是那位非洲妇女的后代。
当时“夏娃学说”在欧美国家十分盛行，但吴新智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在世界各地区是多样性的，他在1998年提出进化的新模式——连续进化并附带杂交。中国古人类的发展犹如河网一样纵横交错前进，而不是呈直线形孤军奋战。也就是说，至少在100多万年甚至170万年中代代相传一直活跃在这片热土上，从未被外来的移民打断一脉相承的传统。
“我跟外国同行提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猿人的后代，另一部分是才从非洲过来的，现在这种假设还在争论之中。”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1999年，71岁的吴新智却开始从头学习生物学知识，尤其是DNA有关人类进化的知识。许多人对此不解，吴新智却说：“我是为搞清我们中国人是从哪来而学的。”
最终吴新智借由对DNA的研究，通过实验和科学的推理论证，找到了能佐证自己学说的证据，轰动了世界。
以读书救国为己任
时代在吴新智那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共同的烙印。1927年，吴新智出生在安徽合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搬到了四川乐山脚下。国之不存，家之焉附？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乐山，把他家里炸塌了，所幸家人无恙。
12岁的吴新智开始了在乡野村间的生活。他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经过小路必须穿草鞋或胶鞋，穿布鞋则很容易磨破。自幼家贫的吴新智买不起胶鞋，布鞋也没几双。在寒冬腊月里，他也必须穿草鞋走路，只有快到学校才能换上布鞋。
后来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他总是感慨：国家落后，百姓就会受别人欺负，作为中国人，必须发愤图强，以读书救国为己任。
1946年，吴新智考上了上海医学院，1956年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人类学。
祸兮福所伏
吴新智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我记得是1957年5月份，当时报纸上发表了很多言论，说什么要帮助党整风。”在一个小组讨论上，个性张扬的吴新智就提出了一个“教授治校”的理论，但不幸的是，“教授治校”被划归为右派言论。
祸从口出，原本很自信的吴新智受到了整整3个月的批评教育。但也许正是因祸得福，也许正是这段历练，让吴新智在紧随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并未遭受太多不幸。
1986年，吴新智在研究所附近分到房子，这让曾经每天骑一个小时车上下班的吴新智“过上了安逸的日子”。
他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等着公园6点钟开门，进公园锻炼，吃完晚饭到公园锻炼，星期六、星期日也锻炼。若下雨天，就在公园亭子锻炼。
“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是吴先生一辈子的人生感悟，“为人在世，有所得，又必定会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要善于抉择，看淡得失。”
“这是我活了84年的经验教训，我很欣赏我的人生。”吴新智说，自己有一个好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她们没有让他操心。
《中国科学报》 (2013-01-04 第7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