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在科教界忙碌了一辈子，年过八旬的严陆光还是不肯闲下来。
刚刚过去的6月，严陆光再登三尺讲台，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开设“电工新技术”系列讲座，每次上课一讲就是一上午。课程的最后一小时有些特别，严陆光不再讲艰深的专业知识和前沿进展，而是结合他自身的经历，谈起了做人、做事、做学问。
记者初次见到严陆光时，也是在一次讲座上。不同的是，那次他在谈“我的父亲严济慈是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
每次讲座结束，总有年轻学子拿着纸笔请严陆光签名留念。而他，总是会工工整整地为他们写下这样一句格言：“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
严陆光喜欢格言，在人生之旅的不同阶段，他都能从格言中获得精神启示，辨明前行的方向，确认人生的价值。
“一个人活着，应该要使别人更幸福”
“将门虎子”严陆光193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严济慈是中国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字慕光，给孩子们以“光”字排行取名，是希望他们如父亲一样成为“科学之光”，报效国家。
父亲严济慈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能陪在孩子们身边。母亲张宗英便成为严陆光几兄弟的启蒙老师，一边教他们识字，一边给他们讲古今中外那些伟大人物的故事。
严陆光还记得，母亲经常会买一些关于名人故事的小册子给他们读，这些书成为少年严陆光的挚爱。也许是天性敏感，有些故事深深触动了严陆光的心灵，他从中悟出不少道理。
有一则关于拿破仑的故事让他至今难忘：那是一个大风天气，拿破仑在路边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小厕所里，无意中发现头顶上方有一个蜘蛛在织网，狂风不断将刚刚织好的蛛网吹破，但蜘蛛不灰心，还是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将网补好。
“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一定可以战胜困难。”严陆光从这则故事里得到的启示，成为他在日后生活中不畏艰难的基本信条。
每每回忆起学生时代，严陆光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被他牢牢记住的格言。
高中时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是严陆光和同龄人接受思想教育的“老三篇”，目的是为了让青年人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
而严陆光说他受影响最深的，则是一本反映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回忆录，名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卓娅被残暴的法西斯杀害。卓娅的一句话让严陆光永生难忘：“一个人活着，应该要使别人更幸福。”
“这句话指导着我的人生。”严陆光说，此后，他在考虑有些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总是先想一想对大家有没有好处。
也许正因如此，严陆光在求学的各个时期并不满足埋头于书本，而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进入社会要发挥作用，光会读书不行，还必须会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社会工作花的时间比别人多了一点，但收益还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学会如何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只想自己。”严陆光说他当班长也好，当学生会主席也好，都要首先考虑大家，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同时还必须学会用正确的办法处理事情。
1952年，严陆光高中毕业，国家决定派一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从高考中录取了成绩优异的前280余名进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班），严陆光以华北地区第五名的高考成绩入选。
俄专开学不久，过团组织生活时大家谈思想，严陆光说：“自己一直认为，来到世上一定要给后世留下点什么，不能白白度过一生。”他告诉大家，自己今后想成为一名技术专家。而这，后来却被认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
俄专对学生的政治素质要求很高，因为受到家庭关系影响，严陆光的留苏之路并不平坦，几经周折才得以成行。
1954年，严陆光与哥哥严武光一起踏上了前往苏联的火车。出国前，父亲严济慈给他们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家信，信中说：“你俩不能满足于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要争取在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多做几年研究工作，新中国所需要的，现在是、将来更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不用说，你俩该是新的知识分子。”
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毕业时，严陆光获得“电气工程师（优秀）”称号，并且提前一年毕业。原本，他想留在苏联攻读研究生，可惜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回国工作。
留学苏联期间，严陆光用俄语在笔记本上抄写下来的一段格言，同样对他影响至深。那是一本俄文写成的《爱迪生传》，扉页引用了爱迪生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所做成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议论。”
后来的几十年中，严陆光也曾遇到很多的议论。“任何人过一生，这一辈子究竟干了什么事，才是他真正价值所在，至于今天说你好，明天说你一钱不值，对于这些议论都不用去理会。”爱迪生的那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
“有学问的技术专家”
在科学研究中，父亲严济慈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视父亲为“科学研究的引路人”。
1959年回国后，严陆光分配到筹建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有一天，父亲意味深长地问严陆光：“知识与学问有什么不同？”
“猛地一听，两者好像有区别，又好像差不多。”严陆光愣住了。
父亲见他一时答不上来，就对他说：“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是你所学到的东西。人生有不同阶段，在学生时代主要是增长知识，努力去获取各种知识。你现在要走向工作，这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工作的成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学问，有学问是指要会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席话，让初到工作岗位的严陆光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要成为一名有学问的技术专家。
不久之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中科院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向为国防服务，把国防需求放在科研第一位。
当时，钱学森给电工所提了一些国防上需要的科研任务，很多都是电工领域的前沿新技术。其中之一，叫做脉冲放电风洞。脉冲放电风洞需要一个储能电源，传统上用的是电容器。慢慢地给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后放电即可产生很大的电流，功率也可以升得很高。
但是，风洞需要的能量很大，如果用电容技术，需要的投资和体积都很大，所以在实用中存在一些很难克服的问题。美国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就是搞电感储能装置。当时，这种装置在世界上还没有应用过，只有美国做了一个小的实验装置。
1960年起，年仅25岁的严陆光就担任一个由30多人组成的课题组组长，负责国防科研所需的脉冲放电风洞及其电源的研究工作。
那时，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做科研，环境条件非常艰苦。尽管困难重重，严陆光率领的团队却很快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先后建立了储能30万焦耳电容放电电源，1万、10万与100万焦耳的电感储能装置。
等到终于掌握了全套技术，已为建设实用的脉冲放电风洞作好准备时，国防部门却认为这种脉冲放电风洞并不急需发展。所以，千万焦耳、亿焦耳量级电感储能装置的大工程项目一直未能敲定。
“我们既然发展了这么好的储能电源，就应努力寻找其他应用。”严陆光认为不该就此放弃。
恰巧，作激光研究的物理学家王之江提出，激光可以做武器，但需要较大能量。他建议并鼓励严陆光用电感储能装置试着搞激光。
在此建议下，严陆光带领课题组用已经建成的小实验装置做激光实验，半年后果然成功了。后来，在合肥建成了6000万焦耳的电感储能装置，用于实际的大能量激光实验。
在严陆光的一线科研工作中，参与托卡马克装置建设，是另一段重要经历。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世界很多顶尖科学家都在研究如何实现可控核聚变，即可以控制的聚变能的释放。到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出现了一个方案，叫做“托卡马克”。1971年，苏联的托卡马克型磁约束聚变装置实验获得了突破。
随后，我国理论物理学家陈春先发起了中科院核聚变托卡马克的研究，并争取到了一些基本支持。
搞托卡马克装置需要强磁场、变压器、电源和控制，需要电工技术配合。陈春先邀请严陆光率领电工所团队一起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由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当时很难得的工作集体。
1973年，这个集体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工作方针发生变化，提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又向科技界提出要“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
在此背景下，严陆光当时集中精力从事的应用超导工作面临新挑战。“当时，超导磁体在科学实验中用得比较多，在工业应用上却比较少，还没有实现产业化。”由于工业应用不多，严陆光的科研队伍开始出现经费不足的困难。
作为室主任，严陆光认清了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是在国内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努力开拓可能的应用，比如用超导磁场进行高岭土的提纯；另外，就是努力参与国际合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电工所在应用超导研究方面占领了制高点，在国际应用超导界，已成为我国的主要代表性力量。
“当好后勤部长”
1988年2月，中科院任命严陆光任电工所代所长，一年后，被正式任命为所长。他的工作重点也从原来的科研转向行政管理。
严陆光首先想到的，是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邓小平在会上所讲的“愿意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当好后勤部长”。这句话，也如格言一般，在严陆光心中打下烙印。
“我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在严陆光看来，当所长的一个主要任务，也就是要给大家当好“后勤部长”。
严陆光还以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勉。他认为，念书是个“修身”的过程；领导一个课题组或者研究室搞科学工作相当于“齐家”；担任所长以后，需要组织大家一起干事情，就有点“治国”的感觉了。
严陆光在电工所所长的位置上连任至1999年。其间，他将精力集中于推进多方面的电工新技术研究与发展，包括高速磁悬浮交通、可再生能源发电、永久磁铁与电动汽车等。
1999年，经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推荐，严陆光南下出任宁波大学校长，成为在该校工作的第一位院士，也成为浙江省属高校中第一位院士校长。
履新不久，严陆光就向宁波大学师生真情告白：“我以前曾在中科院电工所当了十年的后勤部长，现在来到宁波大学，我的任务还是做好后勤部长。”
有人问严陆光，“后勤部长”应该怎么做？他解释道：第一，主要从事管理工作，但不是指挥，而是为了老师和学生服务；第二，努力为学校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第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服务中，而不是利用学校的条件做自己的事。
2001年，严陆光提议在宁波大学举办“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邀请两院院士、社会知名人士等与学子交流人生感悟。该系列讲座后来成为高校道德教育的知名品牌。
“我们这些人，事情做过一些，文章也写过一些，但是严格讲，我们没有创新。”在一次讲座中，严陆光向同学们坦露心扉，“你查我任何一篇文章，查我任何一个事情，几乎都是跟踪赶超。人家做过的我跟着做一个，或者说我们水平不够，我们努力去赶超。但是对你们青年同志来说是不够的，中国要上去，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跟踪赶超的水平。”
在严陆光看来，父亲严济慈那一代人功绩卓著，为中国科技发展奠基，而自己属于“赶超的一代”，努力为中国科技构建体系。现在的青年们，则应该是“创新的一代”，需要肩负起全新的使命。
采访结束时，严陆光告诉记者，书法家张飙在题赠给他的一首诗词中曾这样写道：“伟业非只轰烈取，寂寞耕耘最英雄。”这句诗亦如格言一般，铭刻在他心里。
学术名片：
严陆光，电气工程学家，1935年生于北京，原籍浙江东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从事特种电工装备研制和电工新技术研究发展工作。1988～1999年任电工研究所所长，1999～2004年任宁波大学校长。
在我国开创了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的系统研制；领导研制和建成了我国第一台托卡马克CT－6的电磁系统；在超导电工领域，领导进行了多方面应用基础研究，研制成多台实用超导磁体；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主题的工作；组织领导建成了空间反物质探测计划用阿尔法磁谱仪的大型永磁磁体；积极倡导与促进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磁流体船舶推进与高速磁浮列车研究发展工作的进展。
《中国科学报》 (2012-07-09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