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personality）最初来自于拉丁语persona，它的原意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后来心理学借用了这个术语，用以形象地表明，在人生的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格的解释是：“人格，指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状（或特征）的有机结合，包括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成分，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其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能保持独立，我们就说其人格是健全的，可称这样的人拥有“独立人格”。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讲，每个认知主体的人格都是独立存在的。一般所讲的独立人格，主要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

 

用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话来说，拥有独立人格者应该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历史学家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中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写道：“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美国科学院原院长、《科学》杂志现任主编布鲁斯·艾伯特指出：“科学家们得出结论，不仅要基于实证和逻辑，还需要诚信、创新和对新思想的开放。”这也是对科学家独立人格的一种解释。

 

独立人格的讨论往往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虽然科学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科学家的独立人格”的讨论似乎较少。我们认为，无论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科学家的独立人格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缺乏独立人格的科学家不可能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生力量。有学者认为，从科学主体的人格角度看，“李约瑟难题”源于中国的科学主体具有依赖自然、听天由命和依赖皇权、唯圣人是诺的“依附性人格”，该人格是由于中国古代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包括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被统治者扭曲利用了的儒家文化）所导致的，而这也正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

 

根据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结合其他一些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科学家的独立人格和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踏实研究、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知行合一。

 

踏实研究是科学家的本分和基本品德。要想踏下心来作研究，就要淡于功名，弱化物欲。耐得住寂寞，在寂寞中的坚守，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品质，也是孕育创新的必要条件。如果浮躁之气在科学界都盛行起来，则是一个国家得了大病的症状。但这种追求迅速成名或靠学术发财的浮躁之风确实存在，当前中国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学术泡沫、抄袭剽窃、学术腐败等，都与浮躁风气有一定关联。科研不应该成为追名逐利、升官发财的手段。科学家致富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科学家万万不能通过非正当手段致富。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要独立于权势者的影响，独立于利益考虑，独立于所谓的时尚，做到精神自由。科学家的研究不应受外界的干扰，科学家应独立提出基于实证和逻辑的研究结果。在别人鼓噪“运动式”的科研时，科学家应该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无论面对政府还是面对公众，科学家都应该敢于说真话。著名的天体物理科学家、科普大师卡尔·萨根曾指出：科学是最好的测空话的检测器。一个连自己的眼睛和大脑都不相信了的人，遑论独立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的科学家，不会轻率地跳出自己的专业去对其他领域的事物放言高论。社会不要求科学家说的句句都是真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正如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昂·莱德曼所说：“科学家之间能力的差距是巨大的。这是允许的，因为科学既需要建筑大师，也需要混凝土操作工人。”总之，重要的是说真话。说真话的科学家，即使说错了也会得到社会的原谅。

 

批判精神是科学家大胆探索的动力、迸发创造力的源泉。批判精神并不等于简单化地反政府、反体制、反权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是为彰显个性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来搏出位。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批判性的，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正来源于勇于质疑，来自对牛顿力学权威性的批判，他把这种精神视为科学的生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和人类自我完善的催化剂。提倡批判精神，有时候就是要对权威、对同行、对自己“狠一点”。当然，具有批判精神并不意味着简单化地对抗权威，拒绝现有的理论，而意味着反对盲目地迷信权威和既有理论。

 

知道与做到，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科学家应该为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知行合一”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同样适用。尤其是，科学家应对科研活动应遵循的伦理规范有明确的了解，并认真履行恪守之。知行分离是很危险的。勒纳德和斯塔克是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两位知名德国物理学家，都曾支持过相对论。但他俩是纳粹分子，在希特勒上台后，他们抛弃原有的观点，不遗余力地攻击具有犹太血统的爱因斯坦。这些一流科学家（就科学成就而言）和纳粹精神结合起来给科学所造成的损害，是别的破坏力量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天才作恶总是有双倍的危险”。

 

科学家的独立人格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它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肥沃的土壤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制度、文化环境和教育对科学家独立人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开放民主的文化氛围中，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德谟克利特说：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他们把追求学术真理看做人生的最高使命。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是压制独立思考的，“独尊儒术”的文化垄断也迫使多数文化人依附“圣贤”。此不利于独立人格养成之一。反右运动中，“文革”中，把包括科技人员的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打成“臭老九”，从精神上贬低、污蔑他们，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在他们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拿“独立人格”来要求他们就自然是苛求了。此不利于独立人格养成之二。一些也许意图良好的不良做法长期盛行，比如科学家作出点成绩就被提拔为行政官员，如此的“官本位”导向势必影响社会风气。此不利于独立人格养成之三。总之，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讲真话的科学家总是被排挤和边缘化，学术中没有民主，广大科研人员过不上基本体面的生活，怎么可能产生具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物呢？政府最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营造理想的科研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把独立人格养成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让学术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前行。在科研管理中，承认科学技术人员的独立人格，独立地位，而不是把他们看做应该服从命令的匠人，或是把他们当成公务员来管理。

 

作为科学家个人，应把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作为努力的方向，即使不能至，也应心向往之。

 

（佟贺丰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武夷山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4-09 B1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