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到2012年，4%这个数字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牵动着一个改革中的国家的各个方面。
近20年来的历任教育行政部门领导都为它头疼过。为了它，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被人当面指出“政府说话不算话”。
而今，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刚一结束，距离会场很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校长沈士团就接到朋友的电话：沈校长，你呼吁多年的4%终于要实现了。
曾经是全国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的沈士团有个绰号：4%专业户。
199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他当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面说：“政府说话不算话。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在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可这个比例却在‘八五’期间严重下滑。1995年滑到谷底，只有2.41%。眼看着本世纪末就要到了，没达到这个目标是谁的责任？”
领导当场表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问题解决起来却没有这么容易。这个比例缓慢爬坡，到2000年年底爬到2.87%，每年增长不到0.1个百分点。
沈士团以及很多人，不断地提起这个数字。
21世纪开局良好，第一年就达到3.14%，突破3%的大关。2002年达到3.32%。大家都在预测，2007年4%就会实现了。没想到，2003年降为3.28%，2004年下降到2.79%。
当委员第9年时，“4%专业户”的大会发言，主题还是4%。
后来不当委员了，沈士团每年还要看教育统计年报。他能随口说出2010年这个比例是3.66%。每逢参加教育部门的活动，4%还是他的主题。
当4%这个数字终于传到他耳朵的时候，他兴奋地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我相信这次真的能实现。”
“4%是教育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才有希望。”这位老校长说。
不过，在厉以宁委员看来，4%从来就不只是一个跟教育有关的数字。多年以前，正是他和一些人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07%～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到2000年达到4%的目标由此产生。提出这一目标的那个年代，曾有联合国教育官员说，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如贫困的乌干达”。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严格地说，4%的实现是推迟了12年——尽管人们常常误从1993年目标提出时开始倒计时。
张力说，推迟是因为许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包括财政经费配置的体制机制，包括统计口径。
总之，4%这个数字连接着多个领域的改革，而教育只是其中的一环。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20年了。4%对他来说像个伙伴。
这20年来，4%始终没有达标。其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更是升升降降。
今天，赵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1993年全国的财政收入3000多亿元，很大一部分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教育的投入并不多。直到1998年，公共财政体系建立，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更多的投入用于民生，教育的窘况才有所缓解。
从2003年开始，他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年年都要到教育组，年年都要向委员们解释为什么还没有达到4%。有时委员们简直是火冒三丈。从去年开始，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委员们的质疑声小了，更多的是期盼。
全国人大代表朱永新建议，要建立一个政府向各级人大报告4%落实情况的制度，让教育投入成为各级政府工作报告里必写的内容。此外，在怎么花钱的问题上，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说，4%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成果，首先要考虑如何巩固这个成果。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幅较快，2012年达到4%，不等于2013年也能达到。教育投入应随着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增长。
谈松华说，建立教育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离不开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委员看来，即使4%兑现了，起到成效也是在几年以后。不能用“养鸡下蛋”这样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它，因为教育投资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
谈到4%，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委员说，如今很多委员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而自己是“天生的悲观派”，常在取得成绩的时候看到困难。今天，他在举了一个教育怪现象的例子之后总结：“我们呼吁了20来年的4%终于可能达到了，但是教育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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