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冯丽妃
面对能源、气候等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热点问题”，各国已纷纷伸出合作之手。在这场以科技为先导的合作盛宴中，中国科学院积极参与，渐有引领之势；面对人类共同的利益，中国科学已发出“时代强音”。
互赢共进“谋”能源
作为可替代性能源，聚变能是最具减排潜力的清洁能源。但如何根据使用意图控制核聚变瞬间所产生的大量热能，仍是当前国际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国聚变能研究技术居于世界前列。2006年9月，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可以在1亿度的高温下持续控制聚变1000秒，使我国聚变能利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AST的成功立足于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两个根本点。”等离子体所所长李建刚说。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为等离子体所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通过与俄罗斯电缆所和库尔恰托夫聚变研究所、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在超导线、离子回旋加热系统、离子体位形控制与加热等方面的合作，EAST建造成本大幅降低，建造速度加快，并且在多项研究技术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从2000年到2010年，由中科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共同牵头的中日等离子体与核聚变重点大学群合作项目（CUP）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双方共同发表论文约1380篇，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
2003年，我国加入全球规模最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尚在雏形阶段的EAST项目即受到ITER资深科学家的高度评价。
“虽然EAST只有ITER大小的1/4，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ITER未来建设和实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都可以通过EAST进行先导实验。”李建刚说。
EAST的成功经验的确反哺了ITER的建设。2008年12月，等离子体所研制出可通过90千安电流的高温超导大电流引线，创世界纪录，并使低温系统的致冷电耗比常规电流引线减少超过1/3，被列为当年ITER五大技术成果之一。
经过在EAST装置上进行充分的先行试验，等离子体所科研人员证明2001年ITER设计的极向场电源方案有较大风险和明显的设计缺陷，并提出新的设计方案，获得ITER理事会批准。
“目前，等离子体所已经与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荷兰等多国开展聚变能的合作。只有找到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带着共同兴趣，才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李建刚说。
全球与国家利益兼顾
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中科院从积极参与逐渐走向多方合作、局部主导，培养出大批一流专业科学家，为气候“减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66年开始，大气物理研究所已经成立了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全球变化东亚区域研究中心、竺可桢—南森国际研究中心等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与美国、德国、挪威、日本开展60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国际会议30多次，促进了国际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发展。
然而，因为二氧化碳排量与经济发展存在直接联系，各国在合作过程中，在排量问题上时有冲突。中科院在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坚持维护国家发展的权益。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中科院学部承担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碳排放趋势和排放量作了详细测算，并据此对我国气候谈判政策提出建议，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对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减排方案提出质疑。他对IPCC、G8及OECD长期减排方案与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指出这些方案“非常不公平”。
从1900年到2005年，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发展中国家的7.54倍，而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却回避了历史排量的巨大差异；同时发达国家提出在本世纪末把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首先确定减排比例，使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指标所剩无几。
“在控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高问题上，需要一个完整的国际责任体系，这个国际责任体系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之上。”丁仲礼在大会发言中说。
2011年3月，为恢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因“气候门”、“冰川门”事件而受损的信誉，联合国委托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AC）对IPCC的工作程序及规章流程进行评估。植物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方精云也被任命为IAC独立调查小组的12位成员之一，代表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声音，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气候问题只是其一，中科院在热点问题合作中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与各国科学家进行交流，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各国利益的共赢。
引领国际合作制高点
“像南北极一样，第三极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的支撑，并惠及这一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因此，第三极也很需要一个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第三极环境计划”（TPE）科学委员会主席姚檀栋说。
2009年，青藏高原所在国际合作局的支持下发起“第三极环境计划”，由中国科学家主导，联合有地缘优势的周边国家和有知识与技术优势的相关西方国家共同展开对第三极环境的研究。计划启动两年来，已经吸引了16个国家积极参与，得到高度认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以及联合国环境署（UNEP）三大国际组织联合发表政策简报，对第三极环境计划给予大力支持。
《自然》杂志曾用大量篇幅对第三极环境计划作高度评价。在阐释第三极计划的意义时，文章引用姚檀栋的话称：“研究这一区域的科学家每个人都在做着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大家的研究工作综合集成在一起。”
中科院不仅是计划的发起者，同样是第三极环境研究国际前沿的探索者。在计划的推动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以首席科学家之位，提出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得到国际同行高度认可，也成为不同国家组委会为大会提供服务和经费投入的动力。
目前，中国科学家在计划的整体推动和核心科学问题的凝练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一个完整的第三极环境的科学计划很快就会出台。
今年6月，“全球地球系统可持续性计划”过渡小组成立， 姚檀栋当选为小组成员。这将为进一步提升第三极环境计划的科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全球地球系统可持续性计划”的核心之一是区域性的环境可持续问题。第三极计划作为研究区域环境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国际合作载体，是一个比较区域发展异同的重要地区，研究成果有非常重要的区域甚至全球参考价值。”姚檀栋说。
《科学时报》 (2011-11-08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