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报是传播大学精神和展现研究成果的文化载体，是反映一所大学科教水平的窗口。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高等学校学报不再拥有更强的吸引力，来刊发代表大学科研能力和最高研究水平的论文，今天的大学学报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期刊。

 

近期，在《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创刊95周年的研讨会上，全国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中东史学家彭树智、中科院院士张国伟等就目前如何办好大学学报谈了各自的观点。

 

 

在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报”会议上，张岂之曾看到在一些相关报道中，一些教授的发言比较偏激，全盘否定了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他们认为是学术垃圾，这并不太合适，我觉得低水平只是个别的、少量的。”张岂之说。

 

张岂之认为，办好大学学报应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个是从现实出发，研究在本校学报上面所发表的论文，有多少属于学术前沿的问题，有哪些思潮，还有哪些不足；另一个方面是研究学报的历史，发掘学报历史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以《西北大学学报》为例，张岂之说，该报已有95年的历史，一所大学的学报历史，如果是光荣的历史，有价值的历史，就需要说明这个历史的渊源和历史的正面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不提‘人文’这个词，害怕造成误会，其实欧洲文艺复兴就谈人文，美国在20世纪初叶谈人文，‘人文’这个词在《周易》里也早就有。”张岂之表示，在大学，特别经过了奥运会，如果光是讲政治理论课而没有人文教育，那是不稳固的。“人文教育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那种教育，它和政治课相辅相成。而西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有它丰厚的人文传统，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这中间，《西北大学学报》丰厚的人文底蕴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956年，何炼成在《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至今，他已经先后发表了39篇文章，其中有些是跟学生共写的。“我有很多初步的研究思想和文章都在《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然后传播到了全国，所以我非常感谢《西北大学学报》，因为我既是个老读者，也是个作者，这对我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如何办好大学的学报，何炼成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要办好一份大学学报，首先要坚持一面红旗不能倒。就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红旗不能倒。“要办学报，这是必须明确坚持的目标与方向。”

 

第二，必须要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何炼成表示，这是能不能办一个好刊物的关键问题。“没有自由思想就谈不上一所好大学，办学报也如此，而且是特别应当强调的。”他说，现在凡是刊物办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因为对“双百方针”贯彻得比较好，允许不同的观点互相争鸣。“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挺郎（郎咸宁）和批郎之争，我把文章写好以后，先后发给几个编辑部都被退回来了，只有《西北大学学报》为我发表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何炼成表示，理论是可以讨论、争论的。“双百方针”就是应该允许双方都能够讲话，不要听信一家之言，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第三，坚持“三不方针”，即在“不唯上”、“不唯书”之后，还要加上“不唯私”。何炼成说，从搞学问来讲，不能光抱着书本说马克思讲了些什么，我们应该理解书本的精神实质，要允许学生、允许人们自由地思考，“看到一个问题就要想一想，不要盲目地跟风”。

 

在何炼成的学生中，曾有几个学生写的文章是批评他的，《西北大学学报》把它们也登出来了。而对此，何炼成表示完全欢迎。“这就说明，假如不允许大家畅所欲言，而是光听一面之词，一份学报或报纸就办不好。”

 

 

在讨论中，中国中东史学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任彭树智说，学报乃学术之公器，学术性是学报的根基。这个学术性首先不能脱离当时的大局；其次，不能脱离学术的严肃性、学术的自由性。“所以，大学学报对内来说，从开始办学报之始，就是一个传承，传承我们自己的学术。对外来说，是学术传播，传播我们的学术成果。”要开展学术对话，通过相互交流，学习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学报办刊经验，多用对话的形式学习交流。学术传承、学术交流、学术对话应该是我们办学报应该遵循的道路。

 

而中科院院士、《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会主任张国伟认为，对于如何使大学学报上升到新的层次，这涉及到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体制、大学学报定位和方向的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对像西北大学这类省属院校的学报，如何确立发展方向，面临的困难会更多，但还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思考如何立足本校，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科学技术，面向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真正成为一份促进学校发展，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期刊。”张国伟说。

 

《科学时报》 (2009-1-13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