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宪接受记者采访。（摄影刘嵘/人民画报）
冬日暖阳铺满了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的这间客厅，记者面前的老人，穿着笔挺的棕褐色西服，里面配以灰格子衬衫和黑红相间的领带。在他身后的墙上，老友黄苗子手书的集句联尤为醒目：“海上生明月，人间重晚晴。”他就是徐光宪，89岁，化学家。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人生角色曾几度转换。1946年，他是公派留美学生；1951年，他和夫人高小霞克服重重困难回到新中国；1972年后，他因为在稀土萃取领域的惊人成就被称为“稀土界的袁隆平”；2008年，他是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热门候选人。“科学家的生活中是不是只有科学？”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坐在徐光宪面前寻求答案。在三个小时的对话中，徐光宪讲述与思考时上翘的嘴角总是保持着微笑的弧度，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幸福。”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
1920年，徐光宪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父亲徐宜况曾是律师，他名字中的“宪”便是取意自宪法。父亲精通《九章算术》，教他解“鸡兔同笼”和下围棋，启发了徐光宪对数理化的兴趣。母亲陈氏是传统的中国妇女，虽目不识丁，但教子甚严，自幼告诫他：“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这句话，徐光宪铭记至今。因此，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无论如何辗转，他从未放弃学业。
20世纪30年代，父亲病逝，家道中落，为早日帮补家用，16岁的徐光宪考入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徐光宪转学至宁波高工。毕业后，徐光宪和另7名同学被录取至“叙昆铁路”当练习工程员，没想到领队中途携大家的差旅费潜逃。身无分文的徐光宪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学教员的大哥。
在上海，徐光宪谋得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管吃住，还给我一点零用钱，生活算是解决了。”家教只在晚上，白天有闲暇，徐光宪又重拾起上大学的旧梦。半年后，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因为这是当时学费最便宜的大学，只要10块钱，还有奖学金。至于专业，徐光宪选择化学系也是出于很实际的考虑，“虽然更喜欢物理、数学，但考虑到毕业后，学化学还可以进化工厂，工作机会更多些。”
1941年至1944年，抗战时期的上海，血气氤氲中只有外国租界是相对安宁的“孤岛”。交通大学借来位于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今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室上课。学生们没有宿舍，就住各自家里。化学系的实验室是一间很小的已关闭的工厂。“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大家都格外努力，老师也都很好，要求很严格。”回忆起特殊年代的大学生活，徐光宪说：“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整整四年，他始终是班级第一名。他还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班级中唯一坚持到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女孩——高小霞。
徐光宪（中）与学生们在一起
徐光宪（右二）5岁时与父亲及两位兄长。
徐光宪（前排右二）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的部分同学合影。
“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1946年，徐光宪和高小霞都考取“自费公派”留学美国的名额。所谓“自费公派”是指可用180美元购买1800美元的官价外汇。他从亲戚家借来的10两黄金（当时相当于350美元），仅够支付一个人的留学费用和一张三等舱船票，最终成行的只有徐光宪一人。
在圣路易城华盛顿大学化工系研究院攻读半年后，徐光宪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主修量子化学，并获“校聘助教”奖学金。在这里，他仍然每年都考第一名，仅两年零八个月，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先后当选美国PhiLamda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Xi荣誉科学会会员，迎来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毕业后，他可以留校做讲师，也可以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这些都是连美国人也十分艳羡的荣誉和机会。这期间，妻子高小霞也来到美国纽约大学半工半读。
1949年，徐光宪欣喜地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一些进步的中国留学生们组织假借同学结婚的名义，租借国际学生公寓的室内篮球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有七八十人出席。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或许我还会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后，钱学森回国受到阻挠，美国总统已提出法案，不许中国留美学生回国，让他们全体加入美籍。这使徐光宪感到：“再不回去，也许就要一直住在别人的国家里了。”
当时，高小霞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但夫妻俩商量：“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于是，高小霞断然放弃学位。
1951年4月15日，徐光宪夫妇以华侨探亲的名义获得签证，登上了“戈登将军号”邮轮。这是后来“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法案正式生效前，驶往中国的倒数第三艘邮轮。
“享受在科研中克服困难的快乐”
1951年，北京大学红楼前的老槐树郁郁葱葱。
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唐敖庆（后任吉林大学校长，有“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之称）介绍，徐光宪夫妇双双到北大化学系执教，一教就是半多个世纪。“那时，人心很团结，能在工作中体会到共同的乐趣。”尽管国内的科研条件与美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
徐光宪开授《物理化学》、《核物理导论》等课程，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他所编写的《物质结构》一书，曾获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该课程全国唯一的统编教材，影响了几代人；因国家需要，他多次变更研究方向，先后致力于量子化学、放射化学、配位化学和萃取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他轰动世界的事业巅峰，则与“稀土工业”密不可分。
现代人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照相机、手机、计算机中都少不了稀土元素，在军事设备中它更是不可或缺。中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但过去生产技术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中，中国长期以来只能向外国出口稀土矿，然后再进口稀土制品。
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到紧急军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性质最相近的“孪生兄弟”镨和钕，徐光宪和同事们接下了这项任务。为此，他奉献了整整三十年光阴。他所创立并不断改进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工艺，令高纯度稀土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三，使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产品至今占世界产量的九成以上，每年为国家增收数亿元，国际稀土界纷纷惊呼“ChinaImpact（中国冲击）”。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
“做学问，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觉得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一件快乐的事，甚至超过事后获得任何荣誉的快乐。”谈起学习和科研的秘诀，徐光宪认为，要享受其中。“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这是一种高度敬业的精神。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徐光宪和留学生朋友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到纽约中央公园野餐庆祝，有人还特意做了块“胜利酒家”的牌子放在中间。
1948年，徐光宪与夫人高小霞在美国留影
“帮助了别人，你也会很快乐”
徐光宪生性豁达。“文革”期间“抓特务”，他曾被隔离审查，关在一个学生宿舍里，每天“交待问题”至凌晨3点，清晨6点又继续。徐光宪从未生出过自杀之类的念头，每天“改造”完，有时连棉衣都顾不得脱，倒头就能睡着。他说，记得好像有一段语录：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会犯错误，但党的伟大在于最终会依靠自身的力量改正错误。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搞清楚，错误会得到改正。
在北京大学执教五十余载，徐光宪说“最感觉到幸福”的是：北大有一批聪明勤奋的好学生。如今，他的不少门生也已成为院士、长江学者或学科带头人。学生们都尊称他为“徐先生”，对他推崇有加：“先生教学几十年，从未迟到过一分钟”；“先生平时很平易近人，使我们这些比较接近他的人，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所提的合理意见，先生一定采纳”；“我因为病假扣工资，又需要自费买药，先生亲自拿来他的工资，要我用来治病”；“先生在‘文革’中‘自身难保’，却在学生上台挨批时挺身而出，向造反派力保‘他们绝不是特务’”……
“帮助了别人，你也会很快乐。”老人笑着说。
徐光宪有一个处世信条——推己及人。他把它比作“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你。所以，儒家说：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提到，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些，就叫好人。“后来，王选讲，标准还可以降低一点，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人生的目的是共同幸福”
生活中，徐光宪是一个重情的人。他与夫人高小霞相濡以沫五十余载，事业比翼齐飞，1980年两人一起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她，使她先我而去。”
作为父亲，他很少直接耳提面命灌输做人的大道理，而重身教。如今，四个女儿中的三个都在国外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令他欣慰。然而，大女儿徐红因过去下放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曾受刺激，性格孤僻，更在两年前离家出走，至今音信全无。“作为父亲，我始终觉得对不起她，没有及时做好她的思想工作。”说到这里，脸上总挂着温和笑容的老人不禁黯然神伤，眼角闪动着泪光。
“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困难和不开心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从快乐的方面去看。”很快地，老人的言语和神情又恢复了阳光，还说起夫人辞世后，曾有一年多时间沉浸在悲痛中，但他渐渐想通了：“幸福和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感受。如果为失去一件事物而懊悔苦恼，那么，失去的就不仅是那件事物，还有心情、时间和健康。”
“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幸福、快乐。”年至耄耋，老人目光深邃地总结道：“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裕’，其根本目的就是共同幸福。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幸福，你一个人也很难幸福。”
现在，徐光宪仍坚持每天工作五小时，累了就看报、休息或散步。他在撰写题为《知识系统分类学》的新书，还担任国家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四部委发起的“一万个科学难题”征询活动化学组的顾问。提及此次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说，荣誉主要归功于集体，如果获奖，将把奖金全部放在稀土中心的团队。“金钱，在很少时还是很重要，因为要吃饭。但到某一个程度，它就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了。我现在拿院士工资，一个月有一万多元，已经用不完，不如用来帮别人。”
他还寄语年轻人：“人是社会的动物，一个人不可能离开他人而生存。年轻人要有时代幸福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未来需要年轻人负担起来——那时，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