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落款为2008年5月写就的《成都平原人居环境调查报告》正摆在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家里的茶几上，这是他和几个研究生5月初去成都、都江堰、汶川等地考察回来后写的。

 

“我们刚回来，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吴良镛翻开他们在当地拍摄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照片，包括都江堰二郎庙，倍感遗憾地说：“也许这些地方现在都没了！”

 

地震发生后，86岁的吴良镛因年事太高没能亲身前往，但时刻心系灾区：“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看抗震救灾的报道，我们学院的很多年轻老师都去灾区了，他们也会打电话给我讲当地的情况。虽然我没有去灾区，但对灾区的关注从没有停止过。”

 

其实，在地震发生后，就不断有记者打电话给吴良镛，希望采访他，但他暂时都没答应。

 

“现在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我感觉是应该给重建工作提提建议的时候了。”吴良镛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说，“现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展得很火热，但我想说的是，此次汶川大地震情况非常复杂，而情况越复杂，越需要系统思考、全面思考。重建工作是一个综合的大系统，应该有一个综合系统的灾后重建战略规划。从战略的制定到实施也需要一定时间，不能一蹴而就。”

 

此次汶川地震涉及范围广，受灾人口多，而且还遇到了山体滑坡、崩塌、堰塞湖等问题，情况非常复杂，也给灾后重建造成很多困难。在谈到四川地震灾区重建问题时，吴良镛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灾后重建的总体战略规划，要把重建后的人居环境弄好。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人居环境科学，是指天、地、人、生（生态）、人机（先进的信息科学）的一体化，是生态系统和人居系统的结合。”吴良镛说，从战略上讲，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应将所有的因素结合起来系统、综合地考虑。他着重谈到了3个方面：房屋结构问题、地理环境问题和城市空地问题。

 

“不能说SARS来了就讲通风，冰灾来了就讲气候变化，地震来了就说要提高烈度！”对于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吴良镛认为不足取。

 

“所有的建筑都提高抗震烈度要花多少钱，谈何容易？”吴良镛说，此次地震中倒塌最多的还是民宅，在唐山地震中，震中地区的民宅也全部倒塌，而遇难者大多也是被房梁砸死的，这说明房屋的结构需要改进。吴良镛举例说，唐山的建筑大多是用预制板建成，靠板与板之间的钩子实现连接。一旦地震，其工程质量很难保证，以至于后来唐山人将预制板叫做“棺材板”。

 

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谈到了山西应县木塔的例子。山西也是地震多发地带，据史书记载，山西发生过两次8级大震，一次是1303年，烈度是11度；第二次是1695年，烈度是10度。但是山西应县木塔却安然无恙，且除了这两次地震以外，木塔还经历了十几次8级以下的地震。

 

木塔之所以没有倒塌，是因为它有内外两层立柱，中间有梁连接成为框架结构，而且在清代维修时，还在暗层中加了斜撑，形成三角形的稳定结构。“也可以研究一下中国的木质建筑是否能古为今用。”王渝生说。

 

针对地理环境问题，吴良镛认为，此次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崩塌、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也成为救灾关注的焦点。而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5月24日～25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71～74场主题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崔鹏应邀作了《“5·12”汶川地震次生灾害》的主题报告。

 

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崔鹏说，“5·12”汶川大地震的爆发让多年从事山地灾害研究的专家也措手不及，而此次地震也引发了他们对山地研究的全新思考。此前，山地灾害、地震等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孤立开展。倘若是在平原，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确不大，可是一旦地震灾害爆发在山区，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会使地震灾害进一步扩展。

 

此次汶川大地震就给了他们新的启发，山地科学虽然依然定位在山地表层过程的范围内，但还应将山地表层过程与地球内部的动力过程结合起来研究。崔鹏说，今后他们将从这方面多作思考，凝练一些新的科学问题，包括在以后的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防治工程中，也将把地震等地质灾害考虑进去。

 

关于城市空地问题，吴良镛说，城市应有足够的空地，也就是要建充足的公共绿地。公共绿地不仅可以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在地震中还可以起到疏散隔离的作用。唐山地震时，唐山的凤凰山公园的大片绿地就安置了不少人，北京的东单广场、景山公园也都成了抗震棚的搭建地。

 

“但现在好了伤疤忘了痛，很多地方的绿地都被渐渐侵蚀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吴良镛说。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很多人都想起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吴良镛说：“虽然两个地震灾区的情况区别很大，但是唐山地震的灾后重建还是有可借鉴的经验。”吴良镛正是1976年唐山地震灾后重建专家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一直到现在，我都会经常去唐山看看，现在唐山发展得很好，说明当时的灾后重建工作比较成功。”吴良镛说。

 

早在1951年，吴良镛就去过唐山。他回忆说，那时的唐山比较乱，环境质量很差，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1976年唐山地震爆发后，铁路、规划、工程等方面的专家纷纷前往灾区，成立了唐山灾后重建专家组。

 

“我们当时就想要搞一个全新的唐山。”吴良镛说，“地震后10天我就到了唐山，我们在唐山机场搭建的一个帐篷里开始规划重建工作。当时，我看到到处一片瓦砾，路都看不出来，基本上就只能看见几条大路，那是一场毁灭性的灾害。”

 

然而30年过去了，唐山不仅不再是1951年那个环境差、空气污染严重的唐山，更不是灾后到处一片瓦砾的唐山，而是一个环境优美、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唐山。

 

“现在看来，当初我们的灾后重建规划是比较成功的。”吴良镛举了几个例子。唐山地震后，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本来打算在灾后重建中将工厂搬迁，因为当时这些企业污染排放比较严重。“我当时在纸上抄了些要搬迁的单位，抄了四五页，大概有四五十个单位。但最后一个也没有搬。”

 

没有搬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震、地质专家判断，尽管当时余震不断，但大地震一般是一次释放能量，不会原地重来；其次，无论企业工厂大小，地震后经过工人的修理整治之后，机器就能运转生产，从而产生效益。

 

“一个城市，无论它的环境怎么样，再建一个谈何容易？例如唐山水泥厂，虽然搬迁到一个新地方，建成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厂房，但那是10年后才逐渐搬过去的；而且新的厂盖起来后，老的厂还在生产。”

 

吴良镛说，从历史来看，多少人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遴选建设，形成了不同的聚落和城市，它们是优选的结果。现在的城市又要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和创造，才有了今天的基础。唐山因为有地下资源，从清末就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后来又有了学校，开始一点点地发展。“轻易地把这些基础都放弃了是很难的事情，而且城市不光是居住的地方，还是生产和各种活动的地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把整个地方都搬迁。”

 

“我的建议是，在地质情况等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在原地或者就近进行恢复重建。当然，汶川地震灾区的情况和唐山又不一样，地震使山区的地质条件发生了大的变化，潜在的地质灾害点增加很多，一些地方已不适宜大量人员生产生活，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目前，我们学院的很多年轻老师正在灾区现场进行调查研究。”

 

吴良镛指出，灾区的重建工作必须有一个详细的战略规划，而有的战略性问题即使暂时定了，也应该摆摆，不能一下子就敲死，要有可回旋的余地。像唐山地震发生后两年，天津还在提出哪里需要改建。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强烈的地震使交通中断，通讯瘫痪，城市停水、停电。

 

“这些都是城市的生命线，唐山大地震最后的死亡数字之所以会上升到24万人，就是因为生命线完全中断！”吴良镛说，“从唐山地震中我总结出，城市的生命线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唐山还是汶川，恢复交通，抢修通讯、供水、供电等生命线工程都成为抗震救灾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6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介绍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简称《条例》）的有关情况。其中，《条例》第43条对恢复重建中优先重建的工程安排作了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统筹安排交通、铁路、通信、供水、供电、住房、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文化、广播电视、金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同时，《条例》还对新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了严格要求。

 

“以后再建生命线的时候，一定要比一般建筑更经得起考验。一些公共建筑，尤其是人员比较集中的建筑，如学校、医院，尤其需要做到非常安全，抗震能力必须很强，这方面的抗震标准必须提高。”吴良镛说。

 

崔鹏也建议，今后四川山区的交通也应该制定防震和防山地灾害双重标准。

 

另外，吴良镛还特别指出，在把受灾居民初步安顿好之后，要尽快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城市永远都是发展变化的，受灾的群众其实是最积极的建设者。制定好重建规划，灾区的群众就能够慢慢把家园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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