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要武：从大学的治理结构来说，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思考线索。

 

横向结构就是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生权力的相互关系，行政权力的来源至少一个主要方面是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的委托、授予。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应该是大学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础。

 

纵向结构就是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学院应该成为大学的办学主体单位，应该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学校的责任主要是监督、服务、协调和外联。

 

 

宋要武：高校管理者的责任是给教师和学生创造更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让教师有学术上的发展，让学生更好地成才。但很多高校管理者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如果位置能够摆正，在大学的机构设置、制度安排等都应该围绕服务的主题展开。现在的情况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如因人设岗、设机构等，根据所谓的学校短期目标来集中一些部门重新配置资源，对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考虑得少一些。

 

 

宋要武：不要怕权力下放，也不要怕下面要权。实际上，争取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从纵向来说，大学校长可以向教育部争取办学的自主权，学院可以向校长争取办学的自主权，这是合情合理的。院长要自主权，校长应该高兴，因为有人愿意分担责任。

 

 

宋要武：尽管学校的校长是法人代表，学院一级没有法人的地位，但自主权是体现在很多方面。

 

就招生而言，权力在学校，但学院可以有招生方式创新的可能性。比如管理专业对学生来源的要求与工科应该是不一样的。据此，学院可以增加面试，考察学生的心理素质、语言表达能力等，由此衡量考生除了成绩以外的非智力因素是否合格。所以说，整个学校的招生政策可以是一致的，但不同的学院和专业应该对生源有个性化的需求。

 

 

 

宋要武：现在中国的大学和国外的一些大学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大学里有人热衷于有一官半职，因为有权力；而国外大学的教授往往对行政职务不感兴趣，当上了也是尽义务。那是因为行政权力有限，还影响自身的学术研究。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里，我就碰到一位经济系的系主任向我抱怨，因为系里面推选不出新的系主任，学校要她再担任一届，这把她应邀去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任教的计划耽误了。她是发自内心的不想当系主任了，说话时明显地带有一种失落的情绪。

 

 

宋要武：国外大学的行政机构体现出来的就是服务功能，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或者是来访者，都会感到办事很方便。如谈合作，负责外事的官员或者职工也会很积极地提供帮助，但有一条是要有具体的合作内容，或者是和某位教授有具体的合作，否则，他们会表示无能为力。实际上，这就体现了教师在大学的主体性地位。

 

 

宋要武：教师是教学科研的主体、学科建设的主体、学校管理的主体和共享资源的主体。目前在国内的大学里，教师的主体性地位很难得到体现，尤其是青年教师。其实青年教师更需要发展的空间和更多的关怀。

 

现实却相反，很多教师到了一定年龄后，随着资历、地位的升高，就像马太效应一样，荣誉、待遇等都会接踵而至。

 

具体来说，青年教师科研费用应该有所保障，买点资料、出差、进修的费用应该得到保障。尤其在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出国交流等方面，要给青年教师多一些机会。

 

 

 

宋要武：实际上应该抓住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到的，发展基层民主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对于国家而言，是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而对于高校来说，是一个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摸索基层组织自治、为社会其他基层组织树立榜样的机遇。对于教育部来说，要认真贯彻十七大的精神，应该起到一个引导方向的作用，积极为教育机构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定政策。因为教育战线是最容易走到前面，做开路先锋的。

 

 

宋要武：大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应该是非常高的，是最有利于开展民主自治的。从学院来说，即使没有院级的行政机构，教师之间也会把事情处理好，有了矛盾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因为学术问题有学术委员会，权力问题有教授会等来解决。

 

大学开展自治，对大学生来说，也有一种示范作用。亲身经历了基层的民主自治，在毕业以后还能把这种民主意识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去。从这一点来看，意义是非常大的。

 

 

宋要武：不是。搞这种基层民主自治的探索，也需要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比如，现在很多人提出的教授治校，可能在研究型大学进行实验更合适一些。因为教授治校，关键点在于教授本身有愿意管理学校的意愿，有这种动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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