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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有没有大学不重要 |
从熊丙奇新书《教育熊视》说起 |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愈演愈烈而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又写成了,二十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辞职那一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账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丙奇只是剥皮抽筋从中挖出新的创口与溃烂,摊给我们看。我不要看,然而我不忍回绝丙奇的恳求。
好在另有教育界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评论,我比较认同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反问、追问、诘问:
“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是的,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中国目前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我忍不住又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教育那点最后的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史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以至于校园官员多到“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而且级别荒唐:“校长等于副部长”,更兼权限暧昧:“又管学校又办学校”……等等等等。
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就被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有名无实的大学,仍旧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滥竽充数的教育,仍然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以上这样的“大学”,则当前謦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熊丙奇的第一本书叫做《大学有问题》,问题是,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临了请熊丙奇明鉴:以上敷衍之辞也该算作“伪评论”,因为这本新书我真的一个字也没有读。
(继出版《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之后,著名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所著新作《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熊丙奇表示,该书所得版税将全部捐献给灾区的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