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雪莲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7-28 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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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职业主义化反思:回归求知共同体本相
 
随着高等教育的人文理想一步步蜕变成经济回报等式,大学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以前,大学是精英人士的学校,是高等文明的阵地;如今,它意味着职业认证,意味着同等的机会。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已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这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政治等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经济化”或“商业化”了,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大学的职业主义化。在政策和宣传上,政府越来越强调大学的职业培训功能,这就意味着不再强调学生个体心智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不再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文化建树,不再强调非功利性的纯学习观。大学是为经济服务的有效工具,这一观点成为主导思想。舒尔兹的人力资本理论一度成为解读高等教育经济属性的垄断性话语,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治实用主义合流,衡量大学的尺度缩减为教育收益率。
 
教而不育
 
市场竞争的压力真实而严厉,它奖励快速反应者,反之则受到惩罚。在一个只需要当下行动的环境中,超然和沉思不合时宜。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实现就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对学生和家长来说,重要的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国家和个体由此达成默契共识。帮助就业,增加工业产量,提高产品消费和服务水准,同时又反过来刺激生产——大学成为整个国家发展主义经济链条上重要一环。学生被关进栅栏,戴上眼罩,大学则发放就业许可证,禁止无证狩猎。
 
当前即使是一流大学,也在运用毕业生挣钱能力来解释学费的收取情况。学生进入大学,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是通过选课、攒学分,完成某种自我资格鉴定,为就业市场作准备。当就业成为大学的核心任务,效用被当做唯一通行证,大学就不得不专注于特定职业目标,收缩思想领地。
 
以职业为导向的学生戴着眼罩度过其大学生活,他们埋头于专业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只关注对就业有明显用处的知识,大学也只教学生能学和愿学的东西。当专业凌驾于教育之上,各个学院就会发现没有足够的东西传授给学生,无法填满大学四年生活。的确,如果目标就是就业,那么短期职业培训就足以解决问题。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大学生恋爱成风,而大学四年级几乎无课可上,完全放任学生四处谋职。
 
学生得到了知识,却未受到教育。一个受过高等训练的计算机专家,在道德、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学识未必比最愚昧无知的人强多少;在认识世界的方式、同他人交往的深刻意识方面,他们鲜有独立的见解。着眼于就业率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中小学教育的高级版本。如果说中小学是高考预备教育,那么大学则是工作预备教育。中小学教育具有灌输和应试性质,大学本应将学生过去所有信念置于严格审视之中,帮助学生发现生活意义,激扬生命潜能,但是大学通过职业主义化进一步钳制了年轻人的思想。
 
如果说大学曾经的遗世独立是某种封闭的话,那么今天职业主义化的大学则是另一种封闭——通过敞开来封闭,其共同特点是对现实的绥靖。马克斯·韦伯早就注意到远离世俗的可能后果:超凡脱俗的独善其身因对俗世秩序的不屑,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罪恶相妥协,而且由于大学“最不具危险性、最值得信任的,尤其是最便宜可得的使得臣民驯服的学校教师”,因而容易被权力所利用。今天,大学从思想向行动的策略性撤退,其实是一个更为轻于历史、薄于现实的尝试。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学已经停止追问和质疑。在强烈的个人致富动机的驱使下,学子无力去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学者只是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大学轻盈掠过了滞重的社会现实,与它所触摸到的社会命题擦肩而过。借着回应社会,大学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通过向现实的敞开,大学关闭朝向历史和现实的大门。
 
对学生经济利益的重视往往被视为诚实和真实,其实与以生为本的做法背道而驰。着眼于就业率的大学教育势必磨平学生的锐气和棱角,使之最大程度地适应某种职业。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骗局:学生以为自己正在为前途发奋努力,但最终他们会发现对于许多工作自己尚不能胜任,仅有的一点专业知识很容易就花光,当真正面对问题时,已经无思想储备可以借助。那时他们将会发觉,大学为他们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我们真的受益了吗?”迟早,这一振聋发聩的诘问将向大学投掷。
 
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自有其理论的同道,而为此受累的首当其冲的是大学;当所回避的问题最终以更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当大学生就业环境日益严峻,人们质疑的不仅是大学的经济兑现能力,还将质疑大学之为大学的理由。
 
跛足巨人
 
归根结底,思想才是大学的一切。大学生为配得上“大”字,需要吸收人类文化精华来丰富其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追求潜能更高层次的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学习一门专业知识。职业主义化的结果,是彰显专业技能,漠视人文教化,消解文明传统,诉诸于最坏的本能;其危害,在于扼杀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窒息人的精神灵性,形成韦伯所说的“铁笼”。
 
如今每个学生都成为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微不足道的个人兴趣是“成功”,其价值观貌似多元和相对,但实际上贫乏而单一。由资本逻辑所生产的个人中心、权力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以及权力和金钱游戏所裹挟的拜金、利益原则和强者逻辑,已经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要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生活就是而且只能是一场为地位、金钱、权力和享受的竞争。这种价值观虽然是被强加的,却足以给人一种假象,以为它是学生的个人偏爱和选择。实际上,所有的选择都发生在发展主义框架内,而框架本身是无力选择的;无论指向何方,其背后的首要目的是财富,专业技能和挣钱成了他们所能想象的一切。
 
“灭人之国,去人之史”,价值观的单一化无异于某种历史终结。在资本逻辑摧毁一切想象力之际,最需要大学挺身而出,帮助学生抽身而退,与他所迷恋的东西保持审视的距离,但是,大学选择了讨巧。
 
当所有聪明人都成为IT精英和投资银行家时,这样的经济制度是不会有前途的;一个只热衷于手段,而不考虑这些手段所通向的终极目的,这样的社会是非理性的。精神生活匮乏的结果是自我矮化,这样的国家,尽管军队强大、人民富裕,但却是一个跛足的巨人。今日中国的大学不仅应致力于国力的强大,而且应致力于文化的昌盛,应为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的责任。站在最为功利主义同时也最为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大学必须回归求知共同体本相,以潜在的、间接的方式最为深刻地促成发展。
 
换言之,为了达到最功利的目的,需要从最不功利的事情做起;最理想的,往往也是最功利的。诚如洪堡在1810年所言,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理想和功利之所以两极相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全部自然资源之中,特别是在全部自然资源受到威胁的时候,最宝贵的乃是批判性的智慧;在全部的国民产品之中,特别是在全部生产出现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产品乃是训练有素的智慧。说到底,这是一切其他资源在发展和保存中所倚重的资源”。这接近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也接近于“无用之大用”的道理。
 
回归求知共同体本相
 
任何一门知识的翻新已经到了常人难以追随的地步,与其在职业主义化道路上亦步亦趋,不如转而回归自由教育。哈佛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推出“核心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重新祭起自由教育的法宝,结果出人意料,申请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总数从1992年到1999年整整翻了一倍,哥大由此紧跟哈佛和普林斯顿,成为美国最难进的3所本科学院之一。
 
究其原因,一方面,人们逐渐意识到,功利主义对于效用是一种威胁,刻板地使用功利主义标准可能欲速不达。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靠面包活着,即使在饥馑之时,人们所渴望的仍然是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强调就业率的大学实现了把面包提供给每一个餐桌的抱负,却没有履行自己在心智和道德上的责任,这无论如何都无法令人满意。
 
大学是思维习惯形成而且保持终身的地方,学生的全部人生将因此而改写。大学所要做的,是引导学生走向人类文明传统,赋予学生新的眼光,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阿克顿勋爵有关历史研究的看法,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大学的定位:大学“应该成为我们的救助者,不仅让我们解除其他时代的不当影响,而且解除我们自己时代的不当影响,解除环境的专制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压力”。
 
使遭遇变形的大学教育回归求知共同体本相,在利益的海洋里重建一个人文世界,重申人类的正义、良知、尊严、优秀、理性、爱情、友谊、道德等等精神财富,重新将物欲化了的文化复归人性化。这是一项举步维艰的事业。尽管今天的人们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人文的慰籍,人们在阅读那些散发恒久人性光辉的著作时,会比其他任何时代更真实和充实,但是,相比起实利,理想往往退居二位;尽管“无用之大用”在学理上言之凿凿,但实践中鲜有人以身试法。与其徒劳无功地劝说世人,不如抛却徒有其表的就业率,回归求知共同体的本相,大大方方承认大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无用性,这种无用性就是教育本身无法估量的价值。承认这种无用性,也就承认了大学或许是在进行毫无回报的冒险、毫无意义的牺牲、毫无发现的探索以及毫无收益的交易,但正是这种无用性,使我们有可能不被功利主义所毁灭。
 
对于大学而言,首先要做一种自我说服,真正成为一个专注于求知的神圣共同体。只有大学自己活得严肃,对学生来说,才是可信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只有抱着大学无用的信念,学生才会有甘愿冒险的决心,才会有在书本世界中探险的愿望;而且只有当这种决心和愿望发自内心,才能开启一个无限广阔而深邃的世界。由此,大学才能以自己的方式来介入一部分人的教育,来唤回人们对真正学问和能力的敬意,真正从长远角度思考个人发展和国家前途。
 
对于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停止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的片面宣传,淡化大学的经济功能,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分化,明确大学定位。起码,对于我国前一百来所大学来说,尤其是前三十来所大学来说,应该有足够的定力和底气可以不唯资本逻辑是从,以实际行动昭示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大学服务于商业、政治和社会利益的最佳方式。
 
《科学时报》 (2009-7-28 B4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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