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探讨“中小企业融资难”破解之道的时候，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小企业在创业、创新、科技进步领域的回报与畸形的房市回报之间实现一个合理的平衡，甚至逆转。
□瞬雨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出有多长时间了，无从考证，但确实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始终在探讨“破解之道”，却始终未能破解。
我们总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贡献了大部分的GDP、进出口和就业，甚至超过一半的税收；我们也总是说，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三分之二的发明专利和五分之四的新产品都来自中小企业。但只要有创业和投资的峰会召开，我们总是能听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包括创业难、贷款难和上市难，即使是中小企业当中已经享受到风险投资青睐的科技创新企业也是如此。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有这么多的指标作为整体表现优秀的反映，中小企业应该很受资本重视、很得市场宠爱才对。但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GDP、进出口，还是就业和税收，这些都只是经营性质的参数，而不是利润回报的参数。
举个例子，今年二季度，以26%的市场份额占据全球手机市场榜首地位的企业，不是苹果，而是诺基亚；苹果的市场份额只有4%。然而，是苹果刚刚夺取了全球市值第一企业的宝座，诺基亚则风雨飘摇。两项参数完全倒挂，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小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贡献了大部分的GDP、进出口、就业和税收，但在央企垄断和房市畸形收益的双重挤压之下，利润率却始终偏低。就像上世纪80年代那句流行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放在今天就是“做企业的不如囤地皮的”、“创业的不如炒房的”。
在笔者看来，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的障碍在银行，主要的压力则来自于房市。
银行不肯给中小企业融资的直接原因是回报难。有人会问：给央企和国企融资，银行获取回报就容易吗？至少表面上是的。贷款之后利息肯定是要还的，即使到期还不上本金，只需要再次融资即可。就算将来企业倒闭血本无归，这笔烂账也会由纳税人来承担，银行自身并无多大风险。可以说，给央企和国企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的“本职工作”和政府的行政性要求，这也是由中国诸多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决定的。这边无风险（实际上是将风险转嫁给了纳税人），那边却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银行会选择哪一边的客户呢？结论是很显然的。
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放宽信贷拯救经济本来没有错。如果放宽的这部分信贷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比例，真正用于辅助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那么“中小企业融资难”也就不成为问题。可惜，一方面央企和国企都有政府背书，形成了银行贷款首选的天然“低风险”客户群；另一方面，中国现存的投资渠道分布状态又极为畸形，房市在相当长时期维持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特征，使得融到资的央企、国企纷纷将资金一窝蜂地用于房市开发和炒作。有这两方面力量的作用，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就只能望资兴叹了。
反过来，面临通货膨胀风险的时候，收缩信贷也没有错；可中国的银行都“习惯于”拣软柿子来捏，收缩的具体对象，在银行的操作下都直接针对中小企业，原因也很简单，它们没有后台，是银行得罪得起的客户。
那么，除了银行，民间资本和创投市场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吗？
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仅是不能从银行贷到资金，还在于民间借贷的成本太高。吴英“集资诈骗”的悬案是有代表性的民间借贷问题样本，其根本成因就在于银行对中小企业紧锁大门，而民间融资成本高昂。实际上，民间借贷成本的居高不下，同样绕不开房市的原因。因为房市畸形的投资回报率，民间有再多的资金，大部分也都流向了房产投资，形成了华山一条路的资本险境。而真正需要这些民间资本的非房产类中小企业却得不到低成本的资金融入。
在创投市场，科技型中小企业确实已经成为宠儿，但在整个资本市场，包括科技创新企业在内的整个中小企业界，都是“弃儿”。毕竟从体量上计算，创投只占整个资本市场很小的比例。
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有两个特殊的表现，一方面A股不断发行新股却断然“拒绝”股票退市，放任一家又一家国有大型企业进入股市“抽水”；另一方面，却始终不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放开上市闸门，从各项上市指标和审批程序来看，创业板都只是一个“小小板”，而并非纳斯达克那样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乐土。
除此之外，以投资企业赴海外上市为主要退出途径的国外风险投资，他们的投入在体量上也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只能拯救很小一部分幸运儿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所以，当我们探讨“中小企业融资难”破解之道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为政府有没有了解企业的需求、银行有没有成立相应的研究中心而纠结，也不应该为央企、国企和中小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天天鸣不平，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小企业在创业、创新、科技进步领域的回报与畸形的房市回报之间实现一个合理的平衡，甚至逆转。
《科学时报》 (2011-09-14 B4 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