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民彤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冯骥才做客“中国作家馆”，与前来参观的文化公众聊起了巴金的《随想录》和《再思录》。冯骥才说，我们应该拷问自己，而拷问自我的这个标准，就是巴老在《随想录》和《再思录》里不断讲的一句话——“讲真话”。
冯骥才说，现在这个社会很容易让人心烦、浮躁，这“很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官场的文化，一个是商场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搅得我们日夜不宁。但是，只要巴金的《随想录》和《再思录》这两本书，往我书桌上一放，我的心就静下来了。为什么呢？这两本书里边夹着一个作者的良知、责任，那一种最纯洁、最神圣的东西”。
的确，对于文坛上像冯骥才他们这样的一批作家来说，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就像是《圣经》，“它们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良知，那是最神圣的”。所以，冯骥才这番话语，既说到了巴金的思想和文化对我们的文坛、我们的精神和心灵的长期、持久、深刻的影响力，也是对巴金的道德文章、人格特质、精神信仰、人生境界的高度概括。
巴金的思想、精神、灵魂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位老人坚持了一辈子的“讲真话”精神。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佳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在晚年，巴金常常痛苦思索的，就是“要怎么样做一个本本分分的人”。其实，这里所蕴涵的深刻道理，和“讲真话”一样，就是“只有你做一个真正的人，你才能发出真正的声音；有了你真正的声音，反过来才能确认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可能写出一部或几部很不错的作品，但是一个真正能留在历史上的作家，一个让读者永远铭记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应该让我们一眼就能看到他的立场、他的精神、他的心灵，这是最主要的。
这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作家，无论他的思想、主张、立场、创见，还是他的整个的文学实践活动，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应该是他必须坚持和坚守的精神、原则、品格。
“现在讲真话，不光指生活中的小是小非，还包括大是大非，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前途的问题。有时候讲真话，是要给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因为你讲真话，可能会跟一些权贵存在冲突……事实上，现在，公众对于讲真话的要求越来越强了。”
这种无限感慨中，既有对“讲真话”是人的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法则的肯定，也有对目前现实生活中、文化中讲真话的社会氛围的稀缺，和作家、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缺乏讲真话的勇气、自觉和担当，而无奈地放弃了这个文化权利和精神权利的质疑，这是很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的。
为什么讲真话难？为什么敢讲真话的品格和精神非常可贵？为什么讲真话既是一个人的基本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又是一个人的伦理、道德和伟大价值的体现？因为，要讲真话，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品质和理性思想，要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尊重客观事实的智慧，要具有独立思考、不畏权势、不谋私利、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敢于坚守在存在和非存在、真实与虚妄、善与恶之间的批判勇气、审辨精神，具有社会职责的担当……
冯骥才说，当下文坛，“缺少巴金这样的文学脊梁”。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确有一些作家、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存在着缺失。对我们的作家、知识分子而言，老实说，说真话算不上一个高调的要求，只是一条立身、处世、为文、问学的底线而已。作家、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保持创造的活力，而且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关怀民生，服务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说真话，做到以真理为依归，不患得患失，不斤斤计较，不把眼前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即使在横逆袭来之时，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这是鲁迅的选择，也是巴金的选择。
“讲真话”，是我们的传统和精神，这种传统和精神需要弘扬，我们需要敢讲“真话”的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在关乎时代和人民的命运与利益中，我们要讲真话；在公共事务中，我们要敢于担当职责；在面对真善美与假恶丑斗争抉择时，我们要有维护真理的勇气……一切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
《科学时报》 (2011-09-14 B2 科苑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