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相当自然的决定。”
2026年1月31日，41岁的权新峰正式辞去了西湖大学的化学系讲师教职。次日，他在个人视频号中“官宣”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毕竟在别人眼里，他已经拿到了国内专职教师“天花板级待遇”的工作。
视频中的权新峰梳着马尾长发，脸型瘦削，戴一副黑框眼镜。在这条3分23秒的视频里，他淡定平和，所有的输出逻辑清晰且丝滑，几乎一镜到底。
与在“非升即走”中苦苦挣扎的青椒们不同，权新峰担任的是教学岗。教学，正是他所追求的事业。为何会离职？他给出了两条理由。第一是他面临着自认为无法突破的教育困境；第二则是作为一位父亲，他对孩子未来的教育有着深深的担忧。
他没有详述这两条理由，只是说，选择关乎价值，而价值是个人内在需求的外在反映，“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并不需要勇气，它反而是一种理所当然”。
他经历了什么？他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权新峰。
权新峰在西湖大学
权新峰是抱着创业的心态来到西湖大学的。之所以这么说，跟他在上一个东家的经历有关。
2015年，权新峰加入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下文简称为“川大匹兹堡学院”）任助理教授，那是四川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成立的中外联合学院。
在那个刚成立的中美大学合作机构，权新峰是第一批签约教师，成了当之无愧的“元老”。这让权新峰从员工的心态很快转为一种老板的心态。他说，“什么叫老板的心态？就是你得规划自己要干什么，要给自己定KPI，要自己找方向。”
他极力鼓励创新，甚至专门以自己留长发这件事来阐述他对创新的看法——创新需要坚持己见，需要人们用更加包容的态度去对待那些与众不同的人。
在传统化学实验课上，教师会按部就班地介绍实验目的、原理、步骤、注意事项，然后展示预期的实验结果；学生只需要照着做就行了，就像一个操作工。权新峰想要不一样的课堂。他会省略掉很多实验上的细节，甚至会故意保留实验设计上的不合理或含混之处，让学生在实验中自己发现和总结。
比如，权新峰课堂上的经典实验“波义耳定律”中，学生做到最后会得到气体压强和体积成正比的反常结论；在“测量金属电极电势”实验中，学生做到一半，会发现还缺一个重要的实验材料“盐桥”。遇到这种情况，权新峰都会表现得非常激动。他会问学生，“未来有一天，你们从事真正的研究工作时，得到预期之外的结果或者没有理想的实验条件，该怎么办？”
权新峰说，这样的课需要老师花更多的时间去设计课程，去预判学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你不能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权威，而是要变成一个引导者和合作者”。学生也需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不再依赖老师，而是要学会自主思考、自主探索。
2017级学生是他体验最好的一届。这是因为对前两届学生的教学还属于磨合状态，到了第三届，学生让他感受到了教育的快感。2019年，他获得了四川大学第三届“探究式-小班化”教学竞赛决赛一等奖。
有学生告诉他，“老师，我第一次觉得，我不是在做实验，而是在做科学。”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值了。
权新峰（左）在四川大学教学奖颁奖仪式上
在加入西湖大学之前，权新峰已经是川大匹兹堡学院的副教授。
之所以“屈尊”以讲师身份加入西湖大学，一方面是因为在该校任教的朋友一直“怂恿”他加入，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湖大学足够新。尤其是后者，这让权新峰觉得可以一切从零开始，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其教育理念。当然，还因为有国内教职“天花板”待遇的诱惑。
求职之际，他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介绍他的教育观。其实他有更多想法没有写出来。他的理想是打造一个中国版的哈佛大学Derek Bok Center，后者是哈佛专注于提升教学质量、致力于创新教学体验的核心机构。他曾经向施一公提出这个愿景，希望西湖大学能成立一个教育研究院。
这时候的权新峰，已经准备走向专业化。相较于7年前加入川大匹兹堡学院，他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2022年7月，权新峰开始为西湖大学首届本科生上化学实验课。他的课，本质就是用人类发现知识的方式给学生上课，学生是主角。
这些大一学生似乎没做过化学实验，“连接胶管和玻璃管的时候，他们的手笨拙得像七八十岁人的手一样”。权新峰无奈之余，也能理解，他说，“不怪学生，因为学生没有训练过，他们的手是没有被解放过的。”
正因如此，权新峰特别重视新生教学，“大一是非常关键的窗口期”。他们刚从高中的应试体系里走出来，好奇心未泯。他担心的是，如果大学延续高中知识灌输的模式，用考试成绩来衡量一切，学生的那些好奇心、探索欲，很快就会被磨灭掉。
怎么做呢？权新峰找到了三个抓手。
第一个抓手，要让学生认同新的教学方式。他要做的是，在学生入学的时候，进行学前培训，让其了解他推崇的探究式学习理念。
第二个抓手，要在课程当中设计可行的、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参与的学习活动，也就是各种意义上的脚手架。权新峰推行一种经典的合作学习教学策略——Think-Pair-Share（TPS），也就是学习的三个步骤——独立思考（Think）、分组讨论（Pair）和全班分享（Share）。
第三个抓手则是对学生情绪的奖励。学生有任何符合期望的改变，老师和学校要及时且明确地给予鼓励。持续、具体而真诚的正向反馈，会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被认可，从而逐步建立内在动机和学习自信，形成良性循环。
权新峰的教学场景是严肃活泼的。就在2023年3月，距他加入西湖大学不到一年，该校官方发布报道《严肃活泼的权老师是如何炼成的？》，文中引用了一则发生在权新峰课堂上的对话：
这个问题跟温度相关，什么是温度？
温度就是温度！
各位老铁，现在你们连温度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这后面的问题怎么解决？
温度是分子平均动能的衡量!
Wonderful！但这句话是啥意思呢？请问“平均”是什么意思？
平均就是……
有平均值，意味着每个分子的动能一样大吗？如果大小不同，它是怎么分布的？这个高温区域对应着什么……
哦~~
显然，意味着学生顿悟的这个“哦~~”是对权新峰的最大奖励。那是他如鱼得水的日子。
2025年3月，权新峰在西湖大学做教学相关研究的校内报告。
权新峰的探究式教学理念早在高中就埋下了伏笔。在陕西咸阳，他的高中化学老师、班主任陈国勇，在带学生参加化学竞赛的时候，就采用了师生共创的教学策略——师生一起研读大学教材，老师还会让学生上台讲解。
权新峰正是这种教学的受益者，他在2004年被保送升入复旦大学。只是，化学竞赛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部分。
多年后，他站在了应试教育的对立面。2023年6月，在期末考试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发表了《给西湖大学首届本科生的一封信》。他写道，“这种单纯为了考试得高分的教育（没错，我说的就是应试教育），在培养创新能力面前，本质其实是作弊。”
他给出的理由是，真实世界中重要的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哪来的题可刷，哪来的模板可套？甚至很多问题可能都问错了，我们还压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这结论并非出于他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源自他切身经历的领悟。
刚到匹兹堡大学读博时，权新峰发现那些美国同学连两位数加减都需要计算机辅助，甚至需要查看化学元素周期表才能找到某种元素，这让他有些目瞪口呆。更加让他不解的是，当他面对课题眉头紧锁、一筹莫展时，那些不会背元素周期表的同学却开始产出成果了。
他再次惊诧。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导师给了一个课题，权新峰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着手，也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复杂的大课题是需要拆分成一个个小问题去解决的。怎么办？在他的眼里，这个课题不过是一道考试题，没有解题思路，那就去翻书——那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结果可想而知。当他吭哧吭哧啃完一部厚书，才发现真正需要的知识，不过两三页。他的做题套路失灵了。
很久以后在教学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当被问及“你的假说是什么”，大多数的学生竟然不知道Hypothesis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老师在问啥。他不禁感慨：这些学生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如果连“什么是假说”“怎么肢解问题”都不知道，那怎么开展研究呢？
读博第三年，权新峰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时刻。那是某天夜里12点，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特别兴奋，赶快给导师发信息。导师也难掩激动，秒回。然而，他的这份兴奋持续了不到十来秒，莫名其妙就没了。权新峰在实验室环顾四周，“突然发现人生好没有意义，几个月的努力，换来的竟然只有十几秒的快感”。
这应该不是他的人生。他开始琢磨，再次来到图书馆翻书。这个时期，他读了将近300本书，除了小说，还有各个专业的科普读物，甚至还有不少教科书。他忽然意识到，“我喜欢琢磨人，琢磨人的想法。”
临近博士毕业时，他已经笃定，自己要从事和人相关的职业，要面对人，而不是化学反应方程式。这时候，他的导师告知了他一个工作机会——川大匹兹堡学院成立了，刚刚开始招聘。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到川大匹兹堡学院，这份冥冥之中的缘分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开端。
就这样，他来到了成都，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2010年4月，权新峰在美国华盛顿。
为何离开西湖大学？其实权新峰在宣布辞职的时候作了暗示：“更加细节的解释，相信很多长期关注我的朋友，在往期的文章中都能感受到。”
2025年的9月份和10月份，权新峰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三篇文章，标题分别是《探究式的威力和困境》《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筛选》《中国高校似乎混淆了“研究”和“教育”》。
显然，权新峰的探究式教学遭遇了挫折。
他发现，对于这种教学，学生们的反应有两种：少数学生会很认可他的教学思路，喜欢自己去探索；大多数学生则希望老师讲课，最好能深入浅出地把复杂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那正是很多科研大咖采用的授课方式，也能吸引学生们竞相选课，而权新峰的课大多是小班教学，上个学期的分析化学课只有三个学生。
一位教师选择何种教学方式，不仅是基于其教育理念和教学水平，还有教学评价，而影响教学评价的，“不是那些喜欢你的学生，反而是那些讨厌你的学生”。
权新峰正是这种评价制度中的失意者。在西湖大学，第一届学生对他评价不错，但他没想到“出道即巅峰”；离职之际，他在教学评价打分中差不多是倒数了。
这种遭遇，他在前一个东家那里就遇到了。自从2020年前后出国留学热退却，学生们为了在国内保研、考研，更偏向选择容易获得高分的课。因此，对挑战大、不容易拿高分的课，部分学生心生怨念。
“我的课是必修课，学生没得选。高年级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选修课，学生会拒绝，宁愿去其他学院选两门容易拿高分的水课。”权新峰无奈地说。
为何会如此？背后的真相让权新峰无法释怀——国内大部分高校院所的保研和考研，看的是绩点，而不是科研的素养。学生自然是围着绩点转。他发出质疑：“为什么要选一流的科学人才，却没有用真正做科学的方式去筛选，而是用考试考得好来筛选？”
对于这个困局，权新峰不能忍，却又无能为力。他愤而疾呼，教育不应该是用考试来淘汰和筛选，而是培养，“不能因为教育过程中存在淘汰和筛选，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淘汰和筛选”。
从另一角度，权新峰发现，很多高校把“研究”和“教育”搞混了。
曾经有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告诉权新峰，一个专业研究不出色的老师，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的确，现在的大学对老师的评价，主要看科研成果，看发表的论文，教学的权重很低；而权新峰追求的探究式教学，不仅费时费力，也难以得到学校的重视。他甚至试图鼓动科研岗的同事也来尝试这样的教学，但响应者寥寥。
探究式教学本就对教学要求很高，若再叠加学生不认可、学校不支持等因素，多数老师就只好知难而退，去选择最容易的教学办法——讲课。
西湖“创业”失败了，但权新峰不想走回头路。虽然刚刚与西湖大学续签了5年聘用合同，他还是下了决心要离开。
出路何在？他想去国外看看，顺便让自己的孩子也能有接受开放式教育的机会。如今，权新峰已经身在澳洲，他要先读一个教学硕士，然后打算去中学教书。
他想知道，探究式教学在国外的普及程度到底怎么样，实施过程中又有什么困难。
权新峰还是带着些许自豪出走的——曾经的一名学生，在大三去了某所美国名校，他告诉权新峰，“很多世界名校的课都比不上权老师的课。”还有学生写信给权新峰：“只有在你的课堂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我能学到东西、能听懂。可是在其他的课上，我就觉得我很笨，因为我搞不懂。”
愿权新峰能找到他的答案！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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