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晨阳 徐可莹

年龄焦虑可能无差别打击过每一位科研人。

无论你身处哪个领域，也许都曾为自己的年龄受过伤、流过泪。在申基金、改本子的某个深夜，或评职称、写论文的某段间隙，盯着同龄人“喜大普奔”的朋友圈捶胸顿足：

“我是不是太慢了？！”

仔细想来，年龄是把两面淬毒的双刃剑——太年轻显得不够“资深”，太老了又会错过很多机会窗口。唯有“年轻+有为”“大器+早成”的双选组合，才是科研人最向往的人设标签。

是的，小孩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就是全都要。

因此，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靓的成果，便成了很多科研人心中唯一正确的“社会时钟”。在它的滴答催促下，原本奇幻丛生的学术之路也被简化成了一条时间轴，名为“科研人卡点的一生”：

30岁最关键，要手握几篇顶刊；

40岁最关键，至少要当个PI；

50岁更关键，多少戴几个“帽子”吧；

60岁正是闯的时候，得拿出冲劲问鼎更大的荣誉啊......

可是，用焦虑“卡”出来的科研，真的好吗？

那些有所建树的大科学家，真的做到了“一步快，步步快”吗？

其实不然。

也有一些科学家，开局不利，直接“输”在起跑线。

但即便如此，他们依旧登上了科学的殿堂。

邓宏魁：38岁才当教授

干细胞生物学家。2024年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理由是“开创了利用化学方法将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改变细胞命运和状态方面的杰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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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比同龄人慢半拍。”

2001年，38岁的邓宏魁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特聘教授。相比当年一起读书的同班同学，他的人生进度条已经落后了一大截。

在国外的十多年里，邓宏魁可没少“折腾”。他最早做免疫学研究出身，博士后期间在《自然》杂志上连续公布两项重磅发现，解决了艾滋病病毒研究领域的两大关键难题。

尽管导师非常希望他继续走学术道路，他却在出站后离开学术界，去了一家科技公司担任分子生物学主任，开始接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

而当他回到北大后，又开始做起了“化学生物学”。

这一程兜兜转转，看起来既不经济也不高效，但是邓宏魁从未怀疑自己走过的路——晚就晚了，关键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他说：“如果我还是追求其他人之前追求的东西，那我永远比人家晚10年。只有做一些大家都不敢做、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才有意义。”

在北京大学，他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和化学生物学两个方向结合起来，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3年，邓宏魁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重磅论文：不依赖卵母细胞和转录因子等细胞内源物质，仅仅通过添加外源性的化学小分子，就能将成熟体细胞转化成多能干细胞。这一创新成果，为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创造了新的可能。

又过了10年，他们第一次把用化学重编程方法得到的多能干细胞分化为分泌胰岛素的胰岛，并注射进一型糖尿病患者体内，在临床上取得了初步功能性治愈的效果。

这位一路“落后”的科学家，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走在了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

他是这么想的：人生和科研都像旅行，如果总跟在别人后面，那看到的风景和大家都一样。倒不如自己找条新路线，才能看到独特的、极致的风景。

柴继杰：比导师施一公还要大一岁

结构生物学家。2023年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理由是“为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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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宁丹东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造纸厂，再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施一公实验室，直到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的生物学家......这条充满传奇色彩的“逆袭”之路，柴继杰走了将近40年。

求学时，他是那种“笨笨”的学生，只知道“傻学”，考试前从来不想着找老师划重点，只知道把所有知识不分“轻重”地吞进肚子。

在成长上，他也总慢几拍：作为一个未来会成为生物学家的人，28岁才开始接触生物相关的研究内容，33岁才刚刚摸进生物学的大门，38岁才成立自己的实验室……一个广为人知的“梗”是，他比自己的导师施一公还要大一岁。

好在柴继杰拥有一颗强大的“平常心”。他找不到“捷径”，但也从不羡慕“捷径”，只知道把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扎实。

回头看，比起那些向老师套近乎、按照“重点”复习的“聪明”学生，恰恰是不会投机取巧的柴继杰，把大学的专业知识掌握得刻骨入髓。得益于此，在造纸厂工作4年后，他没用太多时间复习就一举考上了研究生。

他说：“无论未来选择什么职业，不管做不做科研，都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把学习搞好。这样你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就更有可能有所准备，更有可能抓住这个契机。”

关于“年龄焦虑”这个话题，柴继杰的反应也很淡然。他认为人之所以会焦虑，往往是因为缺乏目标和行动，“哪怕你有的只是一个短期目标，又能忙得起来，那就真没时间焦虑了”。

杨学明：不被焦虑驱动，只为热爱冲锋

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22年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理由是“研发新一代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量子态分辨的交叉分子束科学仪器，揭示了化学反应中的量子共振现象和几何相位效应”。

要成为怎样的人？要过怎样的一生？

最开始，杨学明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村庄，记忆中，家里似乎没有人关心他学习好不好、成绩好不好。在这种氛围下，他对学习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佛系”的愉悦和好感——“没人管我，我其实挺高兴的，就是喜欢这样一种状态。”

在上中学时，有位年轻的化学老师经常鼓励他，让他开始觉得有希望考上大学。从此他萌生了一个大学梦，并且暗下决心：如果能考上大学，一定要读化学专业。填报志愿时，他把10个志愿全都填成了化学。

但阴差阳错，因为高考时弄混了两个化学元素，杨学明的化学没考好，反倒是物理超常发挥，考了95分。最终，他被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但因为心中始终放不下对化学的那份热爱，读研究生时又考回了化学专业。他说：“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没有兴趣是最重要的，有了兴趣才会更努力往这个方向走。”

但这仅仅是杨学明的第一次大转向。

博士后阶段，他放弃了已经从事近10年的分子光谱学研究，转身扎进先进科学仪器研发和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只因在原来的方向“没能做出一些令自己特别满意，或者激动人心的工作”。

这时他29岁，是很多同龄人已经在各自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年龄。但是，杨学明没有在意未知的风险和短暂的滞后，驱动他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压力，或屈从于社会评价的焦虑，而是内心真正的冲动和渴望。

52岁那年，杨学明患上心脏病，就仿佛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被踩下了刹车。被迫暂停的时刻，他比过去更强烈地体会到了自己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不舍。猝不及防的挫折，让他进一步对自己的人生删繁就简、去粗取精——舍弃“不必要”的工作，去做那些让自己觉得更有意义和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