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物质性与历史书写：科学史的新机遇》，[德]薛凤、[美]柯安哲主讲，吴秀杰、王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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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弼宸

《物质、物质性与历史书写：科学史的新机遇》（以下简称《物质性》）一书是两位知名科学史家柯安哲和薛凤2023年在浙江大学为“梁启超纪念讲座”所授8次课程的讲稿合集。按照设计者浙江大学教授刘东的想法，这门课程要从国际科学史的旁观视角，回应百年前中国“科玄论战”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科学史恐怕算是一门熟悉的陌生学问。早在1908年，鲁迅先生就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提纲挈领地勾勒了古希腊至18世纪后期欧洲科学发展的历程。可以说，“赛先生”原本就是同其历史一道进入中国的。

但是，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全国仅有100余所院校开设科学史类课程，四成以上教师和超过一半的学生对科学史不甚了解。因此，当笔者试图介绍这本以“科学史的新机遇”为副标题的作品时，恐怕还需回顾科学史的旧传统，方能理解“物质性”为何成为科学史书写的新机遇。

科学史的旧传统

科学史的前身可追溯至古典时期学术作品开头部分的历史章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科学家撰写论文、教科书或个人传记时，总会回顾某学科领域发展的历史。这类“科学家的科学史”，往往服务于科学研究，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前人工作的经验，填补当下研究的空白，描绘未来发展的前景。

启蒙运动则为科学史增加了更多哲学意义。启蒙思想将科学视为理性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典范，因此系统撰写科学史，具有揭示人类理性本质的哲学含义。英国学者休厄尔、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以及被尊奉为“科学史之父”的美国学者萨顿等人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为该哲学纲领填充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这种科学史往往按时间顺序回溯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它排除被视为错误或无关的因素，描绘科学不断进步的图景。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史，正是于20世纪早期在这样的传统中诞生的。

上述两种科学史具有明显的“辉格史”色彩，即以现今的价值观去评判历史，否定其他价值的可能性。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科学思想史试图摆脱这一倾向，其先驱是一些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学者。他们一方面有着良好的哲学功底，能敏锐地在科学发展脉络中把握哲学观念的变迁；另一方面，他们不再追寻绝对先验的理性范畴，而是将其下沉到历史过程中。因此，科学思想史家强调要从思想家的语境而非当下视角理解历史思想的真实含义，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科学发展的本质。

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依照这一编史纲领，对伽利略和牛顿等进行了研究，这为日渐陷入浩瀚史料而无力编纂的实证主义编史传统带来了新希望。这一带有强烈观念论倾向的编史纲领，总是将科学发展的本质视为观念内在的自我推演，而将非精神性要素（如经济考量、技术实践、社会体制、政治决策等）的作用贬至最低。基于此，科学思想史在二战后的英美科学史界迅速成为经典纲领。

直到1968年，美国科学史家库恩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科学史”条目时，他对这门学科的界定仍是科学思想史本位的。但这时的库恩已经意识到，外部因素对理解科学同样重要，因而他将沟通内部和外部视角视为科学史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但他依然颇为乐观地认为，这种沟通可以通过思想史纲领向外扩张领域，并补充适当的外部史视角，从而“双向奔赴”地完成。

令库恩始料未及的是，思想史纲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式微，外部史纲领流行一时。而在许多年轻一代的科学史家看来，开创这一新局面的正是库恩本人。

科学史的新机遇

何为“物质性”？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历来就存在“形式/物质”这一对立范畴。“形式”作为主动性因素对解释实体的形成具有主导性作用。“物质”固然也是实体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有待于被“形式”拯救，是被动承受以及不完善的存在。因而“形式”被视为事物的本性，而“物质”则是对本性实现的拖累。

在以康德为先导的近代认识论哲学中，发挥着规范作用的“形式”从事物本体被转移到人类的认知结构中，“物质”则被理解成作为认识之原材料的感性印象。我们在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科学思想史纲领中观察到的，重视内在思想推演而轻视外部因素的科学观，正是这种形而上学区分的体现。

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学史学者重提“物质性”的重要意义时，也就隐含着对这种形而上学区分的颠覆。那些变动不居、偶然涌现甚至顽固抵抗着形式之改造的物质性要素，在新的眼光之下不再是恼人拖累，它们恰恰决定着事物形成的样态。

以这样的哲学理解为基础，我们便更能理解当代科学史的“物质转向”。

柯安哲和薛凤是当下国际科学史界风头正劲的翘楚。柯安哲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曾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薛凤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无疑，两位作者代表并引领着国际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潮流。

本书第一讲的标题与书同名，可视为确立全书主旨的导言。从中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对科学史学科发展谱系的理解，其中，“物质性”的新潮流即被认为发端于库恩。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科学进步并非连续累积，而是取决于科学共同体信念的变更，这种变更类似宗教改宗行为，具有非理性特质。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该流派不再把科学共同体视为纯粹的观念群体，而是将它深刻嵌入了社会经济利益中。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史研究进一步从宽泛的社会阶级利益转向特定而具体的文化空间、实验机构乃至科学仪器。法国科学哲学家拉图尔和英国社会学家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美国科学史学家夏平和英国科学史学家谢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等著作的大获成功，标志着实验、仪器、物质这些要素重新获得了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

在过去，它们固然也算科学知识生产的参与者，但往往被视为某些伟大头脑产生的聪明想法的被动执行者和承受者，理论、观念、意识这些想法层面的要素，才是科学知识进步的真正主角。而现在，为了真正理解知识是如何被创造的，学者们必须重视物质性的意义了。

柯安哲和薛凤将这一潮流的直接源头定位于拉图尔社会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的合流。20世纪90年代后，拉图尔的社会学越发强调物质是重新校准我们理解社会性的基础，人不再是唯一的主体。无视那些非意向性物质所扮演的角色，便会错失一些重要的行为。而物质文化研究则将拉图尔强烈的哲学化倾向下拉至具体而丰富的历史事例，从而为宽泛、多层面的历史阐释提供了可能。

基于这样的理解，两位作者列举了2009年以来新出现的“物质转向”研究著作，并从中归纳出对当下科学史研究尤为重要的三条线索，以界定“物质性”的含义：

第一，作为历史本体论的物质。物质不再是人的意向性附属，而是历史演变的行动者，它支撑文化模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扩展研究对象。“物质性”不仅仅体现在字面意义的物品/物件上，宽泛地说，一切在过往被视为被动的因素都能纳入“物质性”概念。

第三，整合地方性与空间性等文化社会属性。通过“物质性”，“中国的”“西方的”等文化概念得以重新理解，边缘文化不再被视为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的动态流转和适应过程。

上述三条线索始终贯穿于全书，通过丰富的事例展示了当代科学史写作的深刻转型。

科学史在中国的使命

在“物质性”的分析视角下，科学不再是在理性主体主导下认识和改造被动自然的线性进步事业，而是主体与客体、观念与物质、社会文化与知识实践交织互动的过程。知识的生成也不再只是人类理性的展开，还是由思想、行动、器物、制度与环境等共同塑造的复杂历史演化。

科学史的新视野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种科学新形象，这当然是“科玄论战”结束百年以来未有的局面，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刘东试图在本书最后的评议中回应这一问题。

当科学被置于各种社会文化与物质语境中考察，它似乎失去了内在的纯洁性与超越性。科学是否沦为了没有原则的话语角力场？

刘东认为，科学总是脱生于特定语境，这既可能构成障碍，也可能形成动力，往往兼而有之。既如此，我们便不再按照先验内在的理想预先谋划科学的发展路径。相反，这种科学观更需“相机行事”的行为原则：利用当下的环境，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并在机会出现时机敏把握住并采取行动。

可这不是“机会主义”式的投机吗？刘东进一步解释，无论置身于怎样的特殊语境，科学仍属于对“普遍性”的企望，总向往朝着“规律性”发展。就此而言，科学家除了“对于潜伏于自己身下的具体语境，要时刻保持清醒、敏锐而准确的认知”，还担负着另一方面的要求，即“对于高悬在自己头顶的那种超然理想，也总是怀有真挚、善良而贯一的热情”。

在高度强调“物质性”之后，某种超越性理想仍被暗中保留下来，并被推给科学家个人的道德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立场的回退。或许这也意味着，《物质性》一书固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科学形象的理解，但它提供的资源依然难以切近地回答百年前中国先辈关于科学与人生观之关系的原初疑问。

正如科学不再是理性的内在展开，人生观也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命题，它同样植根于特定文化与历史语境。因此，这里的人生观首先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它包含了中华文明的一切历史和现实，自然也包含它既没有诞生现代科学也没有诞生科学史的历史。如此，科学与人生观之关系，便是科学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通过回顾西方科学史的演化路径，可以看到“物质转向”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西方试图挣脱其理性中心主义传统所作出的回应。那么，这种有其自身历史语境的科学史新机遇对于中国科学史和中国人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便不言自明。换言之，本书很好地演示了西方科学史界近年来理解科学方式的变迁，但对该问题的回答，无法假手于人，只能是中国科学史学人的自身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