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大学DeepSeek系列专题线上公开课火爆全网。对此，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在一场以教育数字化为主题的会议上直言：“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AI）大模型是一次工具革命、可能明确教育本质和规律的革命。”他表示，浙江大学本科一年级已经开设了AI课程，下一步还将计划推出AI微专业，让有兴趣的学生有机会学习掌握这一革命性工具。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AI浪潮，并非所有高校都选择“开门迎客”。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分享了一个事例：“在北师大，我们要求所有学生必修四门课程——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和中国教育政策。最近，许多老师提议将教育技术学更名为AI，我没有同意。经过校内广泛讨论，我们认识到虽然AI确实是一种新技术，也给教育带来了挑战和可能的应用，但许多基本的教育技术理念和方法仍然适用。”

当前，AI大模型正在渗透到教育的各个角落，教育数字化的浪潮也持续高涨。对此，高校应如何应对？它会给教育的技术手段和高校的育人方式带来哪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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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来势汹汹的“双刃剑”

“在教育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正在经历变革。以外语教学为例，我们的数字教材不仅有中译本，还能点击单词即时发音，光标一点上去就能读出来，比原来便捷得多。”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姜亚军说。

姜亚军认为，这种转变意味着高校的教育教学理念、内容和方式要做出根本性转变。“比如，我们还能继续沿用一学期讲一本书的教学模式吗？还有必要花费两小时讲解‘什么是文学’这类概念吗？毕竟借助AI，学生15分钟内就能查阅资料并获取关键信息。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学内容：教什么、不教什么，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教？”他说。

“教育数字化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明、发现给教育带来的改变。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所有先进技术之于教育的潜在影响保持敏感，随时调整适应，这是教育创新的核心所在。”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说，如果学校逆流而行，不利于学生适应未来的社会竞争。

与会专家也同时表示，教育数字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绝非无懈可击、尽善尽美，切忌盲目奉行“拿来主义”。

“目前，AI虚拟教师大量涌现，很多企业都在这方面加大研发投入。但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些虚拟教师的训练是否安全？它们是否仅在知识层面合格，但存在文化价值导向等问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说。

在他看来，目前对教育的管理主要局限在传统课堂范畴，而AI虚拟教育与现有教材体系关联甚少，这种脱节现象使相关治理工作变得异常复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相关产品的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也认为，从社会层面看，数字赋能和AI快速发展已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而在高校，AI生成的论文已经让查重变得困难，需要开发新工具加以解决。“因此，在教育领域有必要划定边界，明确AI赋能教育的底线。欧盟已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我们也应该从治理角度出发，建立‘监管沙盒’机制、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教育数字化“不能忘本”

汪劲松已年过六旬，但他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线性代数老师由于右手两指缺失，只能用左手写板书，然而一堂课下来，黑板上的字迹竟比印刷的还要规整。在老师写板书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老师对数学的阐述、思路和认识。

“这说明，并非所有东西都适合被新技术取代，新技术未必更好。”汪劲松说，“从方法论角度看，无论面对何种科技变革，都要紧抓教育核心要素，审视其带来的改变。在技术替代过程中，绝不能忘记教育的本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应将教师的创造性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摆在首位。”

“回顾科技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一轮技术热潮都曾试图重塑教育，但教育的本质从未改变。”程建平说，“在我的理解中，教育数字化是将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提升人类智力的学习过程中，而绝非对传统教育本质的颠覆。”

程建平表示，教育的最高境界如同传习武功——大师将一生功力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徒弟在千锤百炼中不断传承和发扬，而非借助人工智能，简单、粗暴地将祖师爷大脑里的知识直接灌输给徒弟，让徒弟失去了自主学习和磨炼的机会。

“比如，现在我们有了计算器、电脑，但在教学过程中仍保留着算盘教学。如果孩子们一开始就使用计算器，他们的算术能力就无法得到充分锻炼，长此以往，势必会对整个民族的算术能力产生影响。再比如，现在的孩子们普遍使用电脑，很多人连中国字都写不好，如此一来，民族的特性和优点又该如何传承？”

基于此，他赞同可以适当借助一些科技手段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但基本功的学习和锻炼不能丢。

程建平还介绍，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开展的研究表明，从黑板到PPT，不同学生对不同教学媒介的接受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格式、字体大小、颜色等因素对大脑活跃度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以我个人学习英语的经历为例，边读边写单词的记忆效果远优于单纯的朗读。”他说，这些充分说明简单地用AI替代学习过程并不必然提高学习效率。

“教育创新绝非简单地跟风。在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我们固然应关注AI的发展动态，但也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进行理性思考，开展深思熟虑的科学探索，认真研究其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他说。

在马怀德看来，在教育数字化的问题上，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它究竟给教育带来了何种冲击。他认为，这场技术变革对教育技术手段产生的冲击要远大于对教育内容的影响。“教育数字化让线上课程变得更加普及，人人都有了学习机会。但它无法取代实体校园。线上课程缺乏面对面的交流，更没有眼神交流和情感互动，很难实现实体课堂上师生实时互动、讨论以及及时反馈的学习效果。”他说道。

马怀德强调，既要拥抱数字化，拥抱AI这种新科技手段，也不能忘本。“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育人，知识灌输只是很小的方面，更要实现德育的基础功能，而不能在数字化潮流中只关注形式主义的操作，最终迷失了教育的本质。”

“先守正，再创新”

在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看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技术导向与价值导向。教育工作者的重点并非在技术上实现突破，而是要借助AI赋能，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我们不能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必须妥善处理好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之间的关系，最终回归育人本质，促进教育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

基于此，他认为教育工作者需要精准把握好两组关系。第一组是“快和慢” 的关系。AI 运行速度快，技术迭代更新迅速，但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需要耐心和时间沉淀的过程，急不得。第二组是 “冷和热” 的关系。AI的背后是冰冷的数据，但教育却是充满温情的，需要师生间进行眼神交流和心灵沟通。这些都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因素。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认为，在AI大模型应用已成为必然趋势的大背景下，推动教育数字化应用的落地实施需要完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养体系。例如，针对AI研究专业类人才和AI应用专业类人才，应打造个性化的课程体系架构，分层分类加以指导。

“以工科教育为例，传统上，大学前两个学期都要学习画法几何和专业制图。现在有了虚拟化工具，如何利用它帮助学生建立空间几何关系概念，相关的基础训练就显得尤为必要。”方守恩说道。

他同时表示，高校师资培养机制也需要重新构建。过去，大学在专业领域的水平普遍高于企业和机关，但如今，有的企业在设备和技术水平方面已经超越了大学。在此情况下，必须大力加强校企合作，构建“双师型” 师资培养机制，比如委托相关高校和领军企业围绕AI细分领域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实验室，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依托融合创新实验室，可以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吸纳企业技术人员到高校授课，让企业一线工程师深度参与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具实用性和前瞻性的指导，有效弥补高校师资在实践经验方面的短板。”方守恩说，此外，也可以支持青年教师进入AI头部企业进行带薪实训，鼓励教师参与企业真实项目，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知识的共享传播，创新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

对此，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信思金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一是加快建设教育数字化的法规和政策体系，这不仅是在安全方面，还涵盖深层伦理问题以及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评价体系；二是加快教育数字化的标准化建设，在推进教育与AI融合的过程中，完善AI数据与各分系统的标准规范，形成教育领域统一的AI数据格式规范和具体标准；三是加强统筹建设，避免“一窝蜂”和“为化而化”的现象，防止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在AI时代浪潮下，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我们要‘先守正，再创新’，首先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再鼓励积极探索，催生出更多推动教育发展的应用场景、实用工具和有效手段。”任少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