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不断成为全球各国科技战略规划的核心布局。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并非“一日之功”，也非“一家之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是一个多主体长期互动发展的过程，其中大学扮演着核心驱动者的角色。

2024年11月，清华大学联合施普林格·自然发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4》，旧金山-圣何塞、纽约、波士顿、伦敦、巴黎、东京、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国外城市（都市圈）排名前列，这些地区也聚集着世界领先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通过对这些城市的分析可以发现，大学主要通过“内培+外引”的人才驱动力、“学科-技术-产业”的知识扩散力、“空间实体+关系网络”的空间承载力赋能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人才驱动力：以“内培+外引”路径推动高教中心叠加人才高地

纵观世界各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无一不是所在国或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及高水平人才高地，这深刻彰显了大学作为科创人才培养重镇的重要角色。例如，2024年东京湾区有270多所高校，约占全日本812所大学的34%。其中不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公众耳熟能详的综合性大学，也有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学科建设一流的大学，还形成了“八王子市高校联盟”“东京跨学科生命科学联盟”等高校联盟。在这种高校聚集的态势下，大学人才培养更具规模效应，推动着高等教育中心叠加人才高地，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关键人力资本。

一方面，大学以“内培”路径培养着新生代的创新创业者，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输送了规模庞大的高素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如美国硅谷、波士顿、纽约等全球闻名的科技创新中心，其内部的诸多大学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业型人才。2024年8月，有研究机构对过去十年中筹集风险投资的校友企业家进行统计，并发布《初创公司创始人排名前100的大学》。无论是本科校友榜还是研究生校友榜，位于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均排名靠前。其中的每一所大学的本科及研究生校友均创建了数千家企业，并吸收了上千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例如，仅斯坦福大学的4214名研究生校友便创建了3228家企业，募集了1949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包括人工智能公司OpenAl等企业。2024年，英国剑桥创新集群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密集的科学和技术集群。据英国经济研究咨询公司“伦敦经济”2023年的估算，位于英国剑桥创新集群的剑桥大学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近300亿英镑，其中超过230亿英镑来自商业化和研究创新活动，涵盖178家衍生公司和213家初创公司。可见大学培养了众多新一代科技企业家，为硅谷、波士顿、纽约、东京、剑桥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产业集群增添了多元活力。

另一方面，大学的人才“蓄水池”还通过“外引”的形式招收留学生、国际教职工等人员，吸收着来自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人才。例如德国慕尼黑拥有22所大学和学院，共计近14万名学生，是德国大学密度第二高的城市。慕尼黑工业大学2024-2025学年有52931名学生，其中有23807人是国际学生，占比超过45%；仅计算、信息与技术，工程与设计两个领域的国际学生就超过1.4万人。并且，慕尼黑工业大学至今面向海外招募的140名终身教授中，有一半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等海外机构。诸如伦敦等其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多是全球重要的“留学城市”或人才聚集地。2024年6月，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夸夸雷利-西蒙兹咨询公司发布的《2025QS最佳留学城市排名》中，伦敦、东京、首尔、慕尼黑分别排名前四名。

知识扩散力：以“学科-技术-产业”路径辐射科创产业集群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创新策源地，具有不断催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其内部的产业结构一般是由高技术产业集群所主导，依赖于产生先进工业技术创新并将其商业化的能力。而这些技术多与大学存在学科资源黏性。这是因为，当代大学并非投入于“书斋式”研究，而是向前看的，是新知识的工厂。事实上，21世纪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凭借其深厚的学科基础研究与前瞻的学科交叉优势涌现出诸多新思想、新发现、新知识，正在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源头。2024年，韩国首尔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百大科技集群中排名第四，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高丽大学分别以13594、8626、7410篇科学类论文在学术贡献度中排名前三。这些大学在位于麻浦地区的“首尔创业中心”和洪陵地区的“首尔生物中心”等首尔技术产业集群中发挥着重要知识输出作用。例如，首尔洪陵地区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生物医疗集群，打造了“首尔生物中心”。这是一个由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和高丽大学管理的生物医学创业创新平台，截至2023年已有130家生物医学初创公司，涉及药物开发、数字医疗保健和医疗设备领域。

与此同时，诸多一流大学的师生不断探索着未知领域，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半导体制造等领域形成突破性发现、推动科学进步，并形成新技术、新产品，为本地区或跨区域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各类产业创新活动奠定基础。这可以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科与硅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不解之缘中窥见。同样，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生物工程、计算科学等学科的推动下，波士顿肯戴尔广场从被工业废弃地环绕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一跃变成阿斯利康、辉瑞等2000多家企业总部聚集的生命科学社区，波士顿也成为全球有名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在《2024年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排名第一。

此外，大学不仅可以锚定本地区的知识库，还吸收着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溢出的知识，并将其更好地转化为新的高技术产业增长点。在德国，慕尼黑是欧洲有名的汽车、生命科学和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集群之一，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更是被称为“巴伐利亚硅谷”，是世界十大著名高科技工业园之一，有约2000家初创公司。2024年，慕尼黑具有7家估值10亿美元或以上的“独角兽”企业，包括估值百亿美元以上的“十角兽”大数据分析公司塞洛尼斯。2011年，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三位学生，吸收了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威尔·范德·阿尔斯特教授提出的流程挖掘学术概念之后，制作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原型并创建了该公司。

空间承载力：以“空间实体+关系网络”路径形成跨组织创新生态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或城市规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空间上是一大片相连的“土地”，有着商业大厦、厂房、银行、学校、医院、道路等各类功能性的设施与建筑，构成了各类主体开展创新及其衍生活动的场所。而大学通过空间实体和关系网络的嵌入，成为区域功能性创新空间和协作性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

一方面，大学通过校园土地、校区建筑的空间嵌入，形成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性与文化性创新空间。国际上关于城市、区域或国家创新测度的榜单大部分均将一流大学纳入关键指标，并赋予核心权重。大学补充着区域创新所需要的功能性空间，通过联合实验室、创业走廊、创新街区、创新（创业）谷、新校区（园）、科技园（区）、大学城/科技城等“点-线（环）-面（块）”的空间形态嵌入，开展大学及区域其他主体的创意孵化、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等核心业务。

东伦敦科技城是位于英国伦敦东区的科技、数字和创意等企业群聚的中心，汇聚着谷歌、英特尔等世界顶尖高科技企业及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学院等知名高校。继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学院和工程科学学院入驻后，伦敦大学学院的新校区亦选址在附近，共享实验室和研讨会空间向所有人开放，从而为新的对话和新的思维方式提供“催化剂”。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希斯塔科学城坐落于斯德哥尔摩北郊，是欧洲最大的信息通信与技术集群之一。这里有1000多家科技公司、来自115个国家的2万名技术人员、两所顶尖大学、7000多名学生以及多家研究机构、开放式测试平台和实验室。其中，斯德哥尔摩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嵌入科学城，成为科学城内关键的功能性组件。

除了“经济学意义”的功能，大学还塑造着文化性的空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象征，也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生态组成。从形式来看，大学的学科专业辐射特定领域的技术产业集群，形成了所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的技术文化、工业文化；从内涵来看，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引领了科技创新中心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潮流。

另一方面，大学通过区域跨组织伙伴关系的嵌入，形成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协作性创新网络。2023年10月，美国区域技术中心计划打造31个新的区域创新增长极，其中10家区域技术中心由研究型大学牵头建设。2025年1月，在第二阶段的资助中，美国商务部对其中6家区域技术中心提供约2.1亿美元的额外实施资金，此前亦有12家区域技术中心获得额外资助。区域技术中心代表着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类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指出，31家区域技术中心的联盟组织成员数量差异很大，少则由30多家组织，多则由100多家组织组成。这意味着区域技术中心存在着内外部复杂且庞大的利益关涉需要协调，而研究型大学通过发挥自身的资源黏性和“结合部”优势，协调着大学、企业、政府部门、经济发展组织等多方的关系。

（作者：卓泽林，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