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青藏科考“巅峰使命”。青藏所供图

  ?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从秦岭、昆仑山到喜马拉雅山，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长江到雅鲁藏布江……我国西部地区占全国七成以上的国土面积，承载着草原、湿地、森林等重要生态资源，同时与十多个国家接壤，在国家生态安全与长远发展大棋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学部自成立以来就发挥着“最强大脑”的作用。在西部生态屏障建设中，一代代院士专家通过高瞻远瞩的咨政建言，为西部生态安全提供硬核支撑。从战略咨询到技术落地，他们用科学化、系统化的方案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安全线更稳、更远。

执“先手棋”，科学巨匠的西部情怀

1956年，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导制定了新中国首个科技规划，系统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规划，不仅布局了“原子能利用”这样的国防安全前沿技术，更在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上落下“先手棋”——1956年启动的新疆综合考察就是其中重要一着。

在这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考察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立三率领13个专业的200余名科学家，历时4年跋涉于戈壁荒漠与绿洲农田之间，形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等14份重要报告，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第一代科学资料体系。他们提出的粮食、棉花、甜菜、果品、畜牧五大生产基地构想，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984年，已逾七旬的周立三再次“挂帅”新疆资源综合考察。面对“开发大西北”的国家战略，他主编完成的《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首次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理念，既擘画了远景蓝图，又考虑到生态脆弱的现实困境，为新疆发展谋定了科学方略。这些研究不仅为周立三后来主持“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绘制中国“农业大地图”奠定了基础，更为他领衔撰写4份“国情分析”报告、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地提供了思想源泉。

广袤的新疆戈壁滩还留下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涂光炽的足迹。1985年，涂光炽在主持“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的关键时期，临危受命，承担起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新疆矿产资源综合研究（简称国家“305”项目）。

在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下，涂光炽无暇顾及身体不适，直到胸痛难忍，才被确诊为心脏问题。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前一个月，他一边打着强心针、输着氧，一边仍争分夺秒地坚持工作。术后康复不久，他便带着科研团队深入戈壁开展科考。滚烫的沙砾磨坏了一双双鞋子，却磨不灭他对科学研究的热忱。涂光炽主编的《新疆北部固体地球科学系列书》《中国新疆地壳结构与地质演化》等专著，首次系统揭示了新疆地壳演化规律，为当地矿业经济发展打开了“地质密码”。

“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这句掷地有声的誓言，道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显谟的毕生追求。

曾经，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造成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薄收更广种”，以及下游河堤“越加越高，越高越险，越险越加”“河床愈高，断流上溯愈快，历时更长”的恶性循环。

作为我国水土保持学科奠基人，朱显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震撼学界的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方略以“土壤水库”理论为核心，旨在通过植被系统实现降水的“零流失”利用。这一理论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及验证。

朱显谟的“黄河清梦”最终化作实实在在的生态奇迹：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10%提升至今天的约65%；黄河年输沙量从16亿吨锐减至不足1亿吨；陕西省绿色版图向北推移了近400公里，真正实现了“山变绿、水变清、人变富”的历史性转变。

落“关键棋”，守护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作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这里既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生态脆弱区和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及相关科学研究。学部通过一个个战略咨询方案，在高原上落下“关键棋”，守护这片战略要地。

自1973年起，中国科学院就组织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青藏高原考察的序幕。这场持续20年，成建制、有规模、不间断的科学考察，摸清了青藏高原的“家底”，形成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共30部41册2331万字，犹如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全书。

过去10年间，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正是沿着“老青藏”的足迹，多次领衔攻关，提出了一系列守护青藏高原的战略方案。2015年，在他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组建“西藏创新集群”，组织100多位青藏高原一线研究学者，经过两年的广泛调查，完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科学评估》。这份报告涵盖气候、水体、生态系统等6个方面，涉及温度、降水、冰川、积雪、湖泊等26项指标，综合评估了青藏高原从过去2000年到未来100年的环境变化，为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大幕开启。作为科考队队长的姚檀栋，带领一个由“最强大脑”组成的科研团队，组织7000多名科研人员，历时8年在雪域高原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协同攻关。

“我们要努力取得重大科研突破，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姚檀栋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次科考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全过程科学支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阐明了气候变化影响下“亚洲水塔”失衡特征，提出了水资源与水安全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守护这片净土、建设美丽青藏高原作出了卓越贡献。

2021年9月，中国科学院重大咨询项目“科技支撑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战略研究”启动。作为项目战略总体组专家、青藏高原区域专题组组长，姚檀栋围绕建设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的目标，牵头组建科研团队。该团队会聚了十余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70多位院士专家，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协同发力的科研体系，聚焦气候变化应对、水资源保护利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风险与防控等5个关键领域，集中力量攻克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建设的重难点问题。

该团队经过深入调研和文献分析，在前沿研究与技术示范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并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例如，提出要构建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青藏范式”，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要建立重大生态工程的后续成效评估机制；还要加强青藏高原本地技术人才和地方科技力量的培养……这些建议对于推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项目还完成了1万字的《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专题研究报告》和15万字的《科技支撑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建设》两份报告，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实践问题，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参考，助力青藏高原打造全球生态文明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成果还支撑我国在2025联合国冰川保护年和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2034年）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面向未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如何续写新篇章？为应对气候变化给青藏高原带来的挑战，姚檀栋、朴世龙等院士，与国内外科学家联手，建立了国际环喜马拉雅地球系统科学协会（ATH），计划通过未来10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守护这片高原。

“打造长效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有助于推动环喜马拉雅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引领性的系统集成研究，加强气候环境变化与影响国际协同应对。同时，深入研究沿线国家资源环境背景、提出绿色发展的有效举措，将有助于塑造中国正面形象，让世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提升我国在气候变化应对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姚檀栋满怀信心地说。

布“强手棋”，擘画科技新蓝图

2024年9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75周年前夕，“科技创新与美丽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丛书重磅发布。这套丛书是学部精心布设的一局“强手棋”——基于重大咨询项目“科技支撑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战略研究”，擘画出一份气势恢宏的科技发展蓝图。

该丛书的“诞生”源于一次重要合作。2021年9月，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院士总负责，来自60余家科研机构、高校的近400位院士专家组成“超级战队”，开展了大规模、系统性的科技支撑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战略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涉及生态、环境、科技、经济、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复杂而现实的问题，既是‘生态屏障’，又是‘战略后方’，也是‘开放前沿’。需要把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从战略和全局上认识发展规律、理清科技需求、凝练科技任务、形成系统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院士、丛书战略总体组成员常进曾这样表示。

为了给西部生态“精准把脉”，这支“超级战队”像拼图般在区域层面将西部划分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川渝、内蒙古高原、北方防沙治沙带、新疆等六大战略区域；在领域层面，确立了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防治、水资源利用等五大重点专题，系统研判提出科技支撑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战略性、关键性、基础性三层次重大任务。

历时3年攻坚克难，重大咨询项目任务组“过五关斩六将”，历经谋划启动、组织推进、凝练提升、成果释放4个关键阶段，最终形成“1+11+N”的丰硕成果体系——1份总体研究报告，6个区域、5个领域专题研究形成11份专题研究报告，面向服务决策咨询的N份专报和政策建议。

这些成果犹如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科技导航图”。总体研究报告是对科技支撑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战略思考，专题研究报告则针对不同区域和领域“精准施策”。它们不仅为“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战略建议，更成为科技工作者、管理者的“案头宝典”，生动展现了科技守护西部生态的强大力量。

回顾项目历程，200多场研讨会线上线下交织推进，院士专家以问题导向、证据导向、科学导向为核心，创新采用了“专家+方法+平台”的综合性智库问题研究模式，有效突破了以往相关研究比较分散、单一和碎片化的局限，解决了全局性战略性不足、系统解决方案缺失的问题，为新时代西部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对此高度评价：“‘科技支撑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建设战略研究’系列成果，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重大咨询项目研究的组织模式，是新时期按照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围绕一个重大问题，科学统筹优势研究力量，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体攻关、合力攻关，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次重要也很成功的探索，具有体制模式的创新意义。”

“生态兴，则文明兴。”重大战略问题往往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高度交叉而又相互融合的领域。未来仍需持续深耕细作，让科技之光照亮西部生态保护之路，不断为美丽中国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创新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