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不时会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看到朋友被冷落或排斥时，会感到尴尬或难过；目睹亲人离别时，内心亦会涌起不舍和伤心。这种因他人社交痛苦而产生的情感共鸣，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被称为社会疼痛共情，是同理心在社交情境中的特定表现。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neuSCAN团队开展了一项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神经解码研究。他们试图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解析大脑如何编码不同类型的社会疼痛共情，并探索其与生理疼痛共情的关联。

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人类情感互动的神经机制，还可能为“社交恐惧”情绪的缓解，以及孤独症、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方向，让“感同身受”不再只是一句安慰，而是可被量化、干预的神经科学。相关成果发表于《先进科学》。

给大脑做拍照绘疼痛共情“地图”

为了绘制这张大脑社交疼痛情感“地图”，从实验设计到论文完成，研究团队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

团队采取的实验设计，可以简单概括成“看别人的故事，记录大脑的活动”。在前期准备阶段，研究团队从互联网上选出了186个用于实验刺激的视频，涵盖了社交排斥、社交分离、社交陪伴以及中性对照等四种类型视频。

其中，社交排斥展现个体遭受同龄人排斥或疏远的场景，与之对比，社交陪伴则展示人物与同龄人愉快互动的画面。社交分离描绘的是个体与家人、恋人及朋友分离的场景，而社交陪伴则突出与所爱的人享受温馨时刻的画面。中性对照的视频中没有任何明显的社交互动。

电子科大赵伟华副研究员。罗莎摄

“每个视频时长在10到15秒之间，所有视频片段均进行了统一调整，以确保分辨率、画面色调和尺寸的一致性。”项目团队负责人赵伟华副研究员表示，团队招募了志愿者对视频内容进行评分，验证视频内容是否清楚，不同的类型是否能被看懂和区分，情绪能否被“唤醒”等。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找了另外的21个人来评估“社交排斥”和“社交分离”两类视频的心理距离和熟悉度，确保后续实验中，大脑对两种场景的神经反应差异是因为情境本身，而非感觉“哪个更刺激”，以及避免被熟悉度影响实验结论。

评估和验证完成后，研究团队最终筛出120个视频用于正式实验，并按照一定健康标准，又从学校招募了65名和35名志愿者分别纳入发现队列和重复队列。前者负责“探索发现”，后者用于“验证发现”，每一队列中男女人数接近，且年龄相仿。

当实验参与者观看视频时，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便对其脑部进行扫描。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就像一个精密的照相机，视频播放的十几秒时间内，采集大脑不同脑区的变化活动情况。

“获得这些数据后，我们又要通过计算机算法对其进行处理和分析，并建立‘翻译’模型，解析不同社交场景下的神经活动规律。”赵伟华表示，这样以来就能明确是哪一个脑区在负责我们“共情”的加工。

同时，她强调，单单只有机器的记录还不够，实验参与者自身也要判断是否产生“共情”。为此，扫描结束后，参与者需及时对“感受到的痛苦程度”进行评分。“而且我们还要规避参与者拥有和视频内容类似的经历，数据分析中也要对构建的模型进行反复交叉验证。”

“心痛"和"肉痛"有共“痛”之处

基于研究的数据分析，团队发现，实验设计的被排斥和被分离的视频，均能诱发被试者对他人社交痛苦产生类似的疼痛心理体验。

具体而言，实验参与者看了两类视频后，大脑的"情绪处理中心"，即前扣带回、脑岛等都会活跃。前者本就负责处理“痛苦感”的核心区域，后者也是整合身体感觉与情绪的关键部分。

后侧颞上沟和顶下小叶同样被激活。而这两部分属于“社会认知网络”，涉及了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一般会帮助个体理解"如果我是他会多难受"。

研究者也注意到两类情况中，分别表现出的神经机制的差异。看到被排挤时，顶下小叶、丘脑、颞下回和楔前叶等区域更活跃，而这些脑区与情绪调节、认知控制和自我相关信息处理密切相关。

赵伟华解释，面对社交排斥的情境后，人的大脑似乎要进行更多自我认知的加工，因为会本能地反思“我为什么被排斥？”“我是否不被喜欢？”但同时大脑又会调节情绪，以对抗他人拒绝带来的诸如焦虑、羞耻等自我威胁的负面情绪。

目睹分离时，大脑背侧前扣带回、额中回、脑岛及枕叶部分区域则更活跃，这些区域在执行功能、情绪觉察和感知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

这说明了在此类视频刺激下，大脑会侧重对分离情景进行理性判断，例如思考“为什么分离”，或驱动执行“我要不要去安慰”，以及捕捉情境中情绪信号，并完成对情境的理解。“所以被试者看到分离时，会产生惋惜、感慨的情绪，但通常不会引发‘像自己被排斥’一样的自尊心受创。”赵伟华说道。

上述研究发现也证明了社会疼痛共情涉及多个脑区的协同作用，推翻了“共情仅由单一脑区负责”的传统认知。

采访中，赵伟华还提到了“生理疼痛共情”这一概念。“就是你看到有人摔倒了，你会觉得很疼，属于知觉上的这种疼痛，和看到好朋友失恋了所感同身受的‘痛’是不一样的。”

生理疼痛共情激活脑区，就包括前脑岛、前扣带皮层及体感皮层，发挥模拟他人躯体感觉的功能，与社会疼痛共情激活的区域重合，可见感到"心痛"和"肉痛"在神经层面确实有共通之处。

所以“悲天悯人”是人与生俱来的，为他人心疼流泪并非“矫情”，因为这种“痛”也是生理性的真“痛”。

“但社会疼痛共情还会涉及到例如‘我要不要去安慰他’，‘我要不要给他一个拥抱’这种偏执行控制的脑区。”她表示，社会疼痛共情通过整合情境特异性社会信号，将基础感觉模拟扩展为更复杂的适应机制。

“以前我们对这两者关联没有深入探讨，多有混淆。但这个研究中，对于影响这两种‘疼痛共情’的脑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赵伟华指出，通过被刺激到的不同脑区以及其会发挥的功能，让研究者更了解了社会疼痛共情所涉及的心理过程。

离治疗情感创伤更近一步

对“疼痛共情”认识的精进，也为相关心理问题的诊疗提供科学依据。

“社会疼痛共情”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在社交过程中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对维系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它更倾向于表现为人际交往的能力，例如看到好友失恋也感觉心疼，便去安慰。而生理性疼痛共情连接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机制。比如看到别人在石头那摔倒了，感觉到痛，你就会绕着走。”赵伟华表示。

已有研究表明，患有“社恐”症、孤独症的人际交往差，正是因为“共情能力”失调。但在以前，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多是从更宽泛的“生理疼痛共情”的机制入手。“如今有了更细致的区分，明确了两者神经机制的差异，那之后就会从影响社会疼痛共情的因素来考虑。”赵伟华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为治疗这些情绪问题或精神疾病提供了潜在且更为精准的靶点。

赵伟华举例，“社恐”症就是会过度解读和在意他人类似“排斥”的负面表现，而此次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面对社会排斥时，正常人的痛苦情绪和自我认知加工的多个脑区会变得活跃。“这提示我们在缓解被治疗者‘社恐’情绪过程中，要去侧重关注这些脑区功能是否存在紊乱。根据具体情况，可考虑利用经颅磁刺激等技术激活或者抑制其活动，给大脑做情绪按摩。”

基于此次成果，团队已经开始着手更深入的探索。她采用真实故事情景测量的方法，筛选出共情力较强和较弱的两类人，然后安排他们做同样的视频观看任务，并同步记录脑区活动。

“这相当于是临床前实验。”赵伟华表示，因为不可能招募很多孤独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患者，只能观察和对比不同共情能力的健康人，精准找到影响这一能力的脑区。

除了关注疼痛共情，赵伟华和团队也对感知他人恐惧的共情能力有所探究。他们发现，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在这一类共情相关的大脑神经表征上存在显著差异。

抑郁症和焦虑症本就是是共病，大部分症状重合。目前对两者的诊治多凭借医生的主观评估，所以会出现漏诊误判。“而这一发现恰好可以说明，我们能通过患者共情能力在脑区的表现，精准诊断疾病。”赵伟华指出。

但整体而言，团队工作目前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想要实现应用转化，以及达到设想的诊疗效果，还需不断积累和作出突破。

已开展的社交疼痛共情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例如仅覆盖排斥与分离场景，样本亦未系统分析性别差异。未来，研究团队将结合多模态神经影像和更大规模队列，进一步揭示社交疼痛共情的动态发展机制及其与遗传、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不管怎样，我们离治愈情感创伤又近了一步。“这项研究让‘感同身受’不再只是一句安慰，而是可被量化、干预的神经科学。”赵伟华感叹，理解了人类情感背后的机制，或许能使我们更温柔地对待自己与他人的情感伤口，并找到治愈心灵的新路径。

论文相关信息：https://doi.org/10.1002/advs.202413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