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首位华人主席刘国瑞：过度追捧“帽子”和论文，其实是一种自卑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作为无线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刘国瑞是从中国台湾的陋巷起步的。他独自一人奔赴美国，突破重重困境，最终成为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首位华人主席。包括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在内，这位64岁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杰出教授几乎拿到了所在领域的所有荣誉。

但他毫不在意这些“帽子”：“你叫我Ray或刘国瑞就好”。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国内追捧“帽子”和论文的风气，“那其实是一种自卑的反应。当有了自信、做出好的工作之后，就不会规定出这么多的事情出来”。

他是华人科学家在西方打破职场天花板的典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今年4月，刘国瑞在国内出版了题为《本心：科学与人生》的自传，是用中文写就的。在这部自传中，不管是在文化冲突中还是面对西方人对华裔的偏见，抑或是身在复杂微妙的人事斗争中，书中的描写都“刻画了他在遭遇学术不公时挺身而出的学者担当”（清华大学张亚勤语）。

赴美近40年后，他的中文书写比较困难，但还是借助iPad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流了不少泪”。 “献给追梦的人”，他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华裔年轻人。

5月，这位如今致力于无线感知技术研究的科学家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

2022年，刘国瑞以IEEE主席身份颁奖。

1 火车与梦想

我总喜欢和同学到铁道上散步，看火车疾驶而过。那轰隆轰隆的声响震撼我的心头，顿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冥冥之中我注定日后会成为一个驰骋科学的工程师。

摘自刘国瑞自传《本心：科学与人生》

《中国科学报》：你在高中时候看到火车轰隆隆疾驰而过，“冥冥之中我注定日后会成为一个驰骋科学的工程师”，如今看来这是使命的召唤吗？

刘国瑞：

如果现在在月台上看到火车驶过，那种震撼感仍然会有。那时候真的震撼了我的灵魂，尤其是距离很近的时候，一个快速移动的巨大机器真的让我感觉到了伟大。我太想说，这太伟大了，这是工程师、科学家做出来的。

现在我做的东西都与AI相关，比火车还复杂，比（造）火车还难，但是当我接近火车而不是远远地观望时，仍然会有那种感动。

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要做工程师，只是不想当医生，而是想当科学家，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说，“这个地方穷，你当科学家，我们可能得养你跟你的小孩子。”

1983年，刘国瑞毕业于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中国科学报》：天赋这个词对你来说重要吗？或者说它在你的职业生涯里体现得明显吗？

刘国瑞：

天赋很重要，能决定一个人做什么事。每一个人对于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悟性，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天赋。

我从小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可以摸索，可以自由思考，那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没有认为自己特别突出，但是我知道自己数学能力不错，物理也很好，对这两科很有悟性。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的一堂数学课上，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叫做basis，一般来说那是坐标的意思，可是这个单词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我就问老师：这个basis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这样讲，那里那么讲？真的，全班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大笑，说竟然有人问这个问题，似乎这个人应该回去读小学。

老师让大家不要笑，他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够问出这个问题。这时候全班鸦雀无声。他的那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给了我很大的自信，这说明我可以深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我真的很喜欢那个老师，他讲得实在是好，令人聚精会神，以前数学课我都不听老师讲。反观我们中国人虽然对知识、对老师很尊重，可是大部分老师只是在授业解惑，很少达到传道这个地步。

《中国科学报》：那么到底什么是传道呢？

刘国瑞：

这个道就是我说的学问，就是学会怎么问。

第一个学问，就是勇于去发问。你一定要有好奇心，要有勇气去追问人家不敢问的问题；第二要有敏锐的观察力；第三就是我要求的扎扎实实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是个很严格的老师。

韩愈讲“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这之上还有一点就是inspire，就是激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志向。老师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学生胸怀大志。

其实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有很多学生，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他们在跟我学习的时候，我让他们看到世界很大，激发出他们的志向。我认为这是韩愈没有讲到的。一个老师有多好，不是说这个老师的成就有多大，而是看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有成就。

2 冲浪与机遇

加州的海岸边会有很多冲浪客等待着他们的机会，一个波浪到时便起身站上冲浪板，向滩头滑去。可是并非每次都可以顺利搭上浪头，很多时候，时间没有拿捏准或是技术不够，那个浪头已过。这一幕让我深深体会到，做学问何尝不是如此。

摘自刘国瑞自传《本心：科学与人生》

《中国科学报》：在你的一生中，天赋、选择、时代、机遇，哪个是更重要的呢？

刘国瑞：

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喜欢在加州的海滩上看人冲浪，那时候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等着一波一波的浪来，每一个浪是一个机遇，等到位置和大小合适的那个浪来了，我就要在适当的时机踩踏上去，乘浪而去。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必须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能踩上去。

我怎么做到呢？那就是靠我的努力。我要让自己拥有这个技术，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就能踩上去。所以机会跟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科学报》：在你60多年人生里，最重要的机遇是哪个呢？

刘国瑞：

不好说哪一个机遇对我影响最大。比如我为什么选择美国，我为什么选择走学术的路，我为什么选择竞选IEEE学会主席。一旦作出了选择，之后就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了。

为什么选择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因为我们有一个梦，我们想要改变世界，我们想要让世界更美好。当我们选择做科学家，那个梦想不是功利的，我们就应该放手去实现它，去追求我们的梦想。

当我们在作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回头想想当初为什么选择走这条路。因为如果不走这条路，你当初去学商科，可能现在已经发大财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保持初心。

《中国科学报》：这个初心应该就是这本自传标题中的“本心”，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初心想明白，并且坚定认为它是你的初心的？有那个时刻吗？

刘国瑞：

其实我没有想明白。只是每次在选择、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我能够贡献什么。我每次做的决定不是从功利着眼，而是就像书里最后提到的——希望因为有我的存在，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3 眼界和胸襟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做研究要有高远的眼界和宽广的胸襟，眼界决定格局，胸襟决定气度。这不是每天在实验室里能磨炼出来的。多出去走走，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有多少不同的人和文化，和他们交流，你就能提升自己的格局和气度，做出更好的东西。

摘自刘国瑞自传《本心：科学与人生》

《中国科学报》：你是怎么理解“顶尖”的？如何才能在一个领域里做到最好，或者说达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极限？

刘国瑞：

是不是顶尖，这不是自己决定的，它是别人决定的。我们能决定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所以我们会设定一个目标，努力去达成。

我刚到马里兰大学的时候跟系主任讲大话，我要做第一个IEEE fellow（会士），我要成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管怎么样，那是我的期许，我就努力去做了。

我们的成就有多高，是由他人来认定的。我们不应该扮演他人的角色来作自我认定，那就会出现自大的问题，或者自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想当顶尖的人。我们先有一个梦想，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追求梦想。有一天达到人生终点或者这个舞台谢幕了，别人会给我们评价。我们到底在顶尖还是在哪里，那是别人认为的事。

《中国科学报》：对于体育运动来说，或许可以更直白地理解一个人的极限在哪儿。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是怎么理解一个人的极限的？

刘国瑞：

科学家真的不知道。对于运动员，因为他只做一件事。假设我是百米跑运动员，知道最快跑9秒8就了不起了，我每天练习，从来没有超越，却知道极限在那里。

作为科学家，我们不是只做一件事，我们一辈子的成就不是拿一个浪头来决定的。从开始到最后，我们会冲上无数个浪头，会一次又一次地踏浪而去。旁边、后面的人为你喝彩，期待的是你整个过程，是你踏上多个浪头的过程。所以一个科学家是不是有极限、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并且有太多的失败，有待你去尝试。

《中国科学报》：如今流行这么一句话，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是怎么理解的？

刘国瑞：

在岔路口的时候，你要选对，因为一选错，很可能是个死胡同，所以选择可能比努力还重要。努力是什么？努力是选择之后去优化你的决定。选择决定你成功与否；努力只能优化你的选择，不可能决定成功的大小。当然了，要成功就一定要努力，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科学报》：年轻人经常会迷茫，说明他们正处于一个岔路口，正是作选择或决定的时候。

刘国瑞：

我来举一个例子。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节点，就是1987年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完硕士的时候。贝尔实验室给了我一个offer，薪水很高，3.7万美元。那时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Kung Yao教授打电话让我读博，一个月1000美元，一年1.2万美元（那是系里仅有的一个Fellowship奖学金名额）。

我决定先读博士。当初如果因为3.7万美元薪水选择了去贝尔实验室，我可能不会再回到学校了。我那时候有五十几个同学，他们在读完硕士后去找了工作，后来只有一个人回来读博士。因为工业界的薪水是做学生的三倍，接下来就是买车、买房、结婚、生小孩，你可能再回来领取只有原来1/3的薪水去当学生吗？

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做决定的时候，不要用金钱、功利来衡量，你要找一个有前景的方向——起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前景。

《中国科学报》：你在自传里提到，“眼界决定格局，胸襟决定气度”，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国瑞：

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成就特别高的人，这些人都有很大的格局跟气度。我仔细观察他们的为人处事发现，他们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宽广的胸襟、不狭隘。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实验室里，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甚至可以去纽约看百老汇大道的音乐秀，或者到美国大峡谷去。周围的环境会给你刺激，不要做井底之蛙。

2009年，刘国瑞在办公室。

《中国科学报》：在格局和胸襟上，你有没有最佩服的人？

刘国瑞：

我真正佩服的不是那些成就很伟大的，反而是那些我平常不在意的人。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9岁小女孩的。她在9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就是要筹300美元，捐到非洲去买清洁水。在她生日的时候，她大概只筹到了200多美元，就把这个钱拿去捐了。小女孩生日过后没多久就出车祸死了。

很多人知道了这个故事，深感震撼。于是在小女孩过世后一两个月，人们纷纷响应，有上百万的筹款捐给了非洲。这件事情我可能做不到。

《中国科学报》：在学术界，有些人总想着跟同行去竞争，一定要更快发表文章，这算不算格局很小呢？

刘国瑞：

对，那种需要很短的时间去竞争的都是小的工作，因为只有一点点进步。对于进步很大的工作，你不怕（竞争），因为其他人要么没做出来，要么没看到。

《中国科学报》：中国学术界近些年一直在倡导“破五唯”，也就是评价学术成果时不能“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在你看来，“五唯”是不是人们达到更高水平的一种阻碍呢？

刘国瑞：

没错，这个是中国特色。在美国学校不会告诉你要发表到Science或者发表到Nature，或者说你需要什么title。其实院士这个称号在美国很“淡”，它只是一个荣誉而已。

我认为当有了自信、做出好的工作之后，就不会规定出这么多的事情出来。所以需要一段时间，需要走出一条自信的路，这个很重要。不要觉得一定要戴上“帽子”，才有自信。

《中国科学报》：你说的这个自卑，是指个体还是说系统性存在？

刘国瑞：

都有。因为你没有自信，所以只有戴上“帽子”，你才觉得能够站得住脚。因为没有自信，所以就产生了很多这样的“帽子”。其实没有必要，这些奖项是他们应该得的。它只是一种奖项，一种成就的认定、认可，你把它过度渲染之后，就成了自卑变自大的反应了。

4 打破天花板

我参与竞选IEEE主席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要确定一个亚裔，尤其是华裔，可以在全球得到广泛的支持，赢得主席的位子，做出重大的贡献。我要打破这个天花板，打破西方人对亚裔的错误观感。从此之后这便是一条通道，任何族裔的任何人都可以以能力坐上这个职位。

摘自刘国瑞自传《本心：科学与人生》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的职业天花板？

刘国瑞：

天花板是有的，这个天花板是一种偏见。以前在欧美社会里，他们会认为亚裔不是领导人物，而只能被管理。他们也不会选你。

有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他的祖先来美国两三百年了，他也做得很好，在美国一家很大的公司当过副总裁，经手多达100亿美元的项目。但他不敢在IEEE参加选举，他给了自己一个暗示，觉得亚裔不会被选上。在我打破这个天花板之后，后来他也参选了，不过还是没选上。但从那之后，很多人都出来参选，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再是一个打不破的天花板。

这个偏见是无形的，我在书里讲到一个例子。我当IEEE主席的时候，手下有一个高阶白人雇员，曾经是美国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当我们站在一起，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老板，会先跟他握手，包括东方人都这么认为。

《中国科学报》：能做这个学会主席，还是需要有些个人特质的，你觉得这个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刘国瑞：

要做leader，尤其在欧美，除了自己的成就之外，要有人格魅力。那个魅力不只是能说会道，你要让人家信服你，觉得你这个人可以信任。你站出来，必须像一个领导，然后带大家一起。很多亚裔，尤其是华裔，很少有这种人格魅力。

2013年，IEEE首席财务官要把财务管理费用增加到30%。作为当时的学术期刊副主席，我第一个举手反对，现场其他人没有人敢说话。会后他们就找我当头，各专业技术协会和技术委员会前前后后的150多个会长通通都加入了。我们就是“反对党”，成立了一个体制外的草根组织——财务透明委员会，来推动财务透明运动。我们要求全面改革财务报表，最终取得了胜利。

另外一件事，考虑到电机电子信息科学的贡献绝对不亚于基础科学和计算机，我在担任IEEE主席期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打算把IEEE的最高奖IEEE荣誉勋章的奖金从5万美元增至100万美元。在2024年5月董事会上，我作了一个很精彩的报告（注：当时刘国瑞已卸任，以前任主席身份作报告），大概不到5分钟。

我就问他们：过去100年来，电机电子信息科学、计算机这个领域对世界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从发电到电灯泡，再到电视、收音机，再到现在的手机，都是我们这个领域发明的，你们同不同意？其它领域科学家拿诺贝尔奖，而我们这个领域却没诺贝尔奖；他们得到的认可比我们更大，甚至图灵奖只是我们涵盖其中的一个领域，他们奖金都有一百万，你们咽得下这口气吗？

我本来打算只申报一个100万美元的奖项。一个月以前当时的主席才被董事会拒绝，只好请我来作报告。到我作了报告后，他们就给我加码变成了200万美元。

2022年，刘国瑞担任IEEE主席/CEO职务时的董事会成员。

《中国科学报》：有一些大陆科学家很少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刘国瑞：

我来过大陆几次，我的看法是，在大陆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很多人因为这个游戏规则的限制，定的目标跟志向不够大，都被框在小格局里头。我知道大陆有很多学者做得很好，可是很多人的眼界都只在中国国内，不是在世界的舞台。

可是在国外，人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们有机会应该到世界的舞台上来，然后得到更高的认定、世界级的认定，而不是把自己的目标跟自己的期许，统统都被中国自己的游戏规则框到一个小框框里，那格局就小了。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里选择把学会内部的冲突公开，这个做法好像跟我们“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不一样。

刘国瑞：

“家丑不可外扬”是很典型的东方思维。那是发生过的事，是事实，不要当作家丑。为什么？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纵使再好的组织，再有声望，制度再怎么好，还是人治。只要是人治，自然就会有人的偏差。不止在IEEE，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在世界各个角落也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尤其在国际上，我们需要用对的文化思维来处理这种事情。这就是我碰到过的一个教训。我写出来，是因为不希望以后的人再走弯路。其实这种事情摊开在阳光之下是最能得到妥善解决的。

《中国科学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华裔科学家面临的政治压力增大，华裔应如何应对这种局势？

刘国瑞：

我只能这么说，冬天来了，春天不会太远。中国不是也有这个说法吗？五行阴阳循环，物极必反。你看进化有好的时机，也有坏的时机。坏的时机会淘汰掉一些不适应的事物，等到好的时机来了之后，更好的基因才会蓬勃发展。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挑战，不会是永久的，所以只要继续去做，认真去做该做的事，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科学报》：还有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你觉得我们个体奋争的意义在哪儿呢？

刘国瑞：

我们个体其实是不重要。比如说你每年秋天去海边会看到很多鲑鱼，它们要从海洋洄游到出生河流去产卵。你会care（在意）哪一条鲑鱼叫Ray吗？它们要在这个洄游的过程中来做挑选，到最后只有最强的雄性和雌性活下来，它们的基因也就保留了下来。

一个人，一匹马，一头牛，一条鱼，他们都是为了他们的种族能生存下去，那没有办法做到的个体就可能变成了化石，供后人凭吊。所以你跟我现在做的事情，事实上都是在延续我们这个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