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把亿万年前的故事讲好

 

编者按：

十五年后回访，徐星的办公室还是初见的样子：摆满化石的三面货架、放着显微镜的工作台、放满专业书和恐龙模型的书柜、电脑桌……就连他本人也一如往常，温和儒雅、一身利落，只有两鬓间的星点白发暴露了些许岁月的痕迹。从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学专业硕士生，到成为大名鼎鼎的“恐龙院士”，他用了近30年。

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但当他看向远古化石时，专注的神情与我们第一次采访他时所见到的别无二致。置身不确定的时代，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并坚持一项亿万年之久的远古事业，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亲眼见证的笔者而言，都着实是一大幸事。

多年过去，徐星还是喜欢有着故乡风情的戈壁滩。

2005年，徐星还是古脊椎所一名普通研究员，为了寻找恐龙化石，他来到业内人们熟知的“采集点”——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当中的五彩湾地区。

和外行人想象的不同，在这里“挖”化石，没有先进的雷达探测、重机挖掘，更多依靠的是古生物学家的双腿和眼睛，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超常的耐心，去发掘那些经多年风化，裸露在地表的骨骼、足迹、牙齿等大小化石。

这一次，徐星又看到了疑似大型恐龙骨骼的化石。为方便观察，他俯身趴在地层露头上，用刷子轻扫骨骼化石上风化的岩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扒拉扒拉”。

这一幕被同行的人用镜头拍下，经杂志文章、电视台纪录片层层转播，倒映在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郭特眼中。12年后，国科大2023级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的郭特，怀揣着“做一名古生物学家”的童年梦想，进入徐星的课题组，并成为徐星学生的学生，俗称“徒孙”。

2023年8月，同样是蓝天戈壁，郭特在内蒙古出野外时发现了类似徐星当年的“趴位”。看着熟悉的人和风景，他灵机一动，往地上一趴做出同款扫化石的样子。他不是一个人，“全副武装”穿戴的徐星也在一旁俯身指导，为他遮挡住了些许高原阳光。

当徐星试图向访客介绍，在看似堆放废纸旧报的桌面下，藏着尚未对外公布的重要化石时，他拿开压在纸上的诸城暴龙模型，俯下身子，摩挲化石围岩凹凸不平的表面。20多年过去，他仿佛还是从前那个会随地趴下“扒拉”化石的青年。正如他所说：“我们可以内心骄傲，但我们的身体要拥抱大地。”

与古生物学“先婚后爱”

现在，不少孩子都曾或多或少地痴迷过恐龙，即便说不出名字，也大都知道，远古的地球有个侏罗纪，有着茂密的丛林和各种会吃植物、偷蛋的恐龙，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小短爪”霸王龙，所到之处让别的恐龙闻风丧胆，好不威风。

当然，随着多年科普，人们已经得知，霸王龙并非生活在侏罗纪，而是白垩纪，在白垩纪还有比它更大更“霸王”的恐龙。可在50年前的新疆，没有好莱坞电影、没有侏罗纪公园、也没有恐龙连环画，连“古生物学”这一学科都鲜为人知。因此，当19岁的徐星离开从小生活的新疆，在北京大学被分配到地质系，乃至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攻读研究生的最初两年间，他对远古生物并不感冒，而是沉迷于哲学、经济学、计算机……就是不认真研究恐龙。

这也难怪，别说当时，全国就没几个人在研究恐龙，即便在大学扩招的20多年后，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也因“六代单传”一度引起关注。这是一门“高冷”的学科。不仅研究的对象在遥远的亿万年前，研究本身也远离现实生活，不少人认为这是个“花瓶学科”——中看不中用。

而徐星从北大毕业的那年正值1992年，全国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公务员们宁可不要“铁饭碗”也要“下海”，他的16名本科同学各奔前程，有的做生意、有的搞金融、有的敲代码、有的做律师……最终，由于排名靠前的同学都纷纷“转行”，他机缘巧合地进入古脊椎所，“那会儿我们免试推荐研究生，我们班还轮不到我，因为我学习成绩‘中不溜’，但前面几位跟我一样，也打算报考经济系的专业，他们放弃了保研机会，名额最后轮到了我。”

不过，即便到了硕士阶段，仍不乏有人中途“离队”。徐星在3年后毕业时发现，和他同一年入所的4名学生中“三个都跑了”。

其实，他也差点从事金融工作。平日里，徐星没少读经济学著作，还不时从北京大学跑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课程，他本想趁机跨考经济学的研究生，但在老乡的劝告下，他没有“弃理从文”，而是成为古脊椎所当年唯一的硕士研究生。由于各种原因，他直到研究生三年级时，才真正接触恐龙化石，并从中找到了乐趣，正式踏上作为古生物学家的“进化”之路。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半道出家的金融从业者，多了一个冉冉升起的古生物“中国星”。

2024年6月，他对同样即将毕业的北大学生们说：“我们的人生都充满了意外……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同学最终找到了各自的归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

古生物学便是他的归宿。在此后的30多年里，以恐龙为代表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早已渗透他的科研生涯。

徐星喜欢用“先结婚后恋爱”来形容他与古生物学的关系，这段关系始于“分配”，陷于论文，忠于热爱。来自马来西亚的2017级博士研究生保罗发现，平日谦虚内敛的徐星，一旦旁人提起恐龙化石、生物演化等话题，就会变得“特别能聊”，黑色的眼睛里会闪烁明亮的光。

最会起名的“恐龙院士”

如今，当人们走进徐星的办公室，目之所及都是恐龙元素，从货真价实的恐龙化石，到逼真的模型，精致的素描、海报，比起“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人们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绰号“恐龙院士”。

外行人未必知道，不同恐龙化石对于生物演化的研究意义不同，但通过简单数数，人们也能直观感受到他的科研成就——他是目前世上发现和命名恐龙种类最多的人。截至今年，时年55岁的徐星已经参与命名了80多种恐龙。

对古生物学来说，命名不只是简单地起名字，而是要通过广泛地搜集证据，证实一个新物种的存在。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能为同时期地球生态、生物演化等后续研究提供依据。人类对远古地球的认知，往往就建立在古生物学家们从岩石当中刨出的无数化石之上。

正如生物演化有进有退，新物种发现也有纠错的过程。比如曾震惊中外古生物圈的“辽宁古盗鸟”事件，就是当时一件由不同物种拼接成的化石被当成新物种，并被命名为“辽宁古盗鸟”，经徐星等学者指正后被“推翻”，这种就属于“无效命名”。

恐龙界的无效名比比皆是。比如在19世纪提出过“恐龙会越变越大”这一“柯普法则”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暨著名古生物学家柯普，其命名的恐龙一大半都是“无效命名”。到徐星这一代人，这种无效命名就很罕见了。徐星对权威的质疑不止于“假化石”。从英国生物学家欧文首提“恐龙”，到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建立全生物的命名体系，此后两百多年间，各国生物学家都按同一规则给物种起名字。可是，中国的恐龙为何要用拉丁文命名？有一些规则是否可以修改？30多岁的古生物界新人徐星提出了疑问。

从2004年开始，徐星开始用拼音给恐龙起名，于是，20年来，中生代出现了一群有中国风格的恐龙，比如来自辽宁的奇异帝龙（Dilong paradoxus）和朝阳传奇龙（Chuanqilong chaoyangensis），来自新疆的当氏隐龙（Yinlong downsi），甚至完全抛弃拉丁词缀的全中文拼音版恐龙，比如斑嵴龙（Banji long）、神奇灵武龙（Linwulong shenqi）等。其中不乏让徐星也感觉很“妙”的名字，比如：迄今发现的最大窃蛋龙类二连巨盗龙、长着对奇特大门牙的切齿龙、不小心踩坑里成化石的难逃泥潭龙，还有言简意赅的奇翼龙（Yi qi），既突出它与众不同的类似蝙蝠的膜质翅膀，又是世界上最短的恐龙名称，“没有会比这更简洁的了”。

正是这些千奇百怪又各具特色的恐龙化石，为徐星填上了远古时期，古脊椎动物从陆地飞向天空的演化拼图。

“飞向蓝天的恐龙”

对古生物学家来说，大概没什么比生命本身更浪漫。

目前的研究表明，宇宙历经百亿年的演化，终于在约46亿年前凝聚出了地球，并可能在短短的4亿年后就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在细菌等单细胞生物“统治”地球20多亿年后，多细胞生命在演化竞赛上开“卷”，并在5亿多年前带来了奇迹般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此后，无数生命试图摆脱原生环境的束缚，不断向外开拓生存空间，先是鱼类从海洋爬上陆地，然后翼龙飞向天空。伴随着恐龙的灭绝，新生代的动物们在此后6000余万年里竞逐，直到数百万年前，东非古猿用双脚踏上进化的“快车道”，并在约30万年前逐渐变成现代人的面孔。最终，人类在1万年文明最后不到2%的时间里，不断更新我们对古生物诞生及其演化的认知。

徐星是个说老故事的人。他讲得最多的，便是关于地球中生代，也就是距今约2.5亿年到6600万年的故事。这是爬行动物的时代，横跨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个地质时期，其中“恐龙”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角色，经历过两次大灭绝事件，一次成就了恐龙家族的成功，一次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恐龙的灭绝。恐龙演化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约1.7亿年前发生的恐龙飞向蓝天。

这个故事在一点点被完善。1996年发现的中华鸟龙化石，让羽毛不再是鸟类专属；2003年发现的小盗龙化石，因前后肢均分布类似鸟类的羽毛，成为鸟类飞行经历了四翼恐龙阶段的依据；2009年发现的难逃泥潭龙，提供了恐龙由“五爪”的手变成鸟的三爪的翅膀以及鸟喙形成过程的重要信息……大量化石让徐星的故事，从两亿年前讲到了现在——原来恐龙并未完全灭绝，如今的鸟类正是恐龙后裔，换句话来说，人类仍生活在“恐龙时代”。

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徐星根据学界主流假说，在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中写下：“原本不会飞的恐龙最终变成了天之骄子——鸟类，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给“恐龙变鸟”的故事留下引人遐想的结尾。20多年后，当徐星再次站上讲台，同样的故事变得更“接地气”，无数化石证据表明，“恐龙”仍在我们身边：我们平时吃的鸡腿、鸽子蛋，都能算是“恐龙腿”“恐龙蛋”。

找化石需要“运气”

在不少人看来，徐星无疑是幸运的。他总能在前人刨过的坑里，找到前所未见的重要化石。

比如，徐星和同事在二连浩特陆续发现内蒙古龙和二连龙后，中央电视台为团队拍摄纪录片，野外队员帽子随手一扔，落地处就挖出了苏尼特龙化石；此后，日本电视台试图拍摄苏尼特龙发现过程的纪录片时，又在同样的地方发现了巨盗龙。巨盗龙的出现，不仅颠覆了人们往常对“偷蛋龙都是小个子”的传统印象，这只体长8米的恐龙化石的研究价值同样“重磅”，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2007年度十大科学发现”。

不过，野外考察没那么简单。对早期的古生物学家来说，在无人区的荒野道路上驱车上百公里，一连几个月缺水少食，不时有沙尘暴以及各种未知危险，这些都属平常。徐星办公室角落处一卷不起眼的小睡袋，见证了他曾风餐露宿的经历。

苦还是次要，一无所获才令人懊恼。当翻山越岭地到达采集点，一群人拿着小地质锤，东挖西刨几十天，要么一无所获，要么挖出一堆“路龙甲”“路龙乙”，都让人感觉这事“性价比不高”。徐星根据自身经历指出，在约三分之一的野外考察中，研究人员无法发现有明显价值的化石。

为了能找到新物种，徐星不只是去前人开采过的“成熟地区”，更多时候，他和同事会在未开发的戈壁沙漠地区里“寻宝”：一辆小车开到前期勘探的地质队员们划定的地点，一群人顺着一亿年前的地层，低头四下寻找化石痕迹，“甩开两条腿，睁着两只眼睛就往外找”，一天走个二三十公里，经年累月地“走”下来，再倒霉的人也总有“幸运”的时候。

对于找化石，业界有公认的“新手运气”和“最后一天运气”，徐星深以为然。

所谓“新手运气”，就是初出野外考察的新晋队员，由于好奇心重，看到疑似有化石的岩石，都乐意跑过去“扒拉”两下，比如“五彩冠龙”便是一个新队员“首战告捷”的成果；“最后一天运气”则是徐星的亲身经历，1997年，他在考察的最后一天意外地遇到了北票龙化石，后来成为“恐龙身上不一定是鳞片，也可能是羽毛”的有力佐证。

多年下来，徐星觉得，所谓“运气”都是付出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化石发现本身必然涉及到运气，但当你回头分析为什么会有运气时，你会发现，所有的运气都是建立在长期努力、辛勤付出的背景下的。”

庞大队伍的引路人

2012年2月，有个孩子给徐星送了一幅自绘的铅笔画恐龙。如果用专业的目光来看，这幅画不仅过分简陋，而且不大好看，爪子太小、脑袋太歪，比例不太准确，和周遭的精致海报和研究生素描格格不入，可徐星却珍而重之地将这幅画，钉在了自己工位对面的小展板上。

10多年间，无数人来到徐星办公室，都能从这封信上看到，这孩子用稚嫩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送给科学家徐星叔叔”，像是刚拿笔的孩子，写大字尚且困难，但仍要努力画自己喜欢的霸王龙。

在孩子们心中播种对古生物学的热爱，是徐星一直以来的期待。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他就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这促成了小学语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的出现，后来，他屡屡参加电视节目、纪录片、科普演讲、国际讲座等，成为很多孩子的“引路人”，其中最小的“粉丝”才四五岁。

当年的徐星可没现在的知名度。2000年左右，徐星在西单图书大厦第一次开办科普讲座时，他清晰地记得当初的“窘境”：“现场工作人员，家长和小孩，再加上我，总共就7个人。”如今，他是大名鼎鼎的“恐龙院士”，一年能有20多场讲座，现场听众甚至能挤到门外。

不过，坚持播种终会看到大地抽枝发芽。我们迄今仍未得知，当年送简笔画的孩子后来成为了什么样的青年，但在这一年，14岁的初中生余逸伦翻开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恐龙特辑”，他从四五岁起就热爱恐龙，在翻看杂志时，他突然发现，徐星在多篇文章中均接受采访。他想：“这个人肯定很厉害。”为了“追星”，他来到科技馆的讲座现场，后来又发邮件询问恐龙命名的问题，都得到了回应。

12年后，这名热爱恐龙的少年，成为在全国科普讲台上最年轻的暴龙研究者。身为国科大2020级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他不仅对各种恐龙命名如数家珍，还掌握了近千个恐龙化石特征。他决定，等博士后出站就回国，和徐星一样继续在古脊椎所做研究。

这种影响不只是针对孩子。2017年，30岁的保罗突然想起童年理想，于是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报考了徐星的博士生，成为一名古脊椎动物研究者。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古生物学领域的国际声量越来越大，东南亚却几乎没有几名教授古生物的学者。保罗觉得，如果有机会，今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古生物学研究。

曾经，徐星眼看着同专业的同学纷纷“跑路”。如今，这位引路人的身后，有了一支越来越庞大的远古探秘队。

纯粹地拥抱大地

在周围的人看来，徐星的快乐很简单，就是出野外、做研究，“他是个纯粹的人”。

20多年前，徐星驱车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五彩湾地区。40多公里的无人区荒野上分布着各种花纹美丽的岩石。这让他发自内心地放松，“特别漂亮，有一种自然的美”。

于是，这里成为他后来最爱的“采集点”，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同事一起发现了侏罗纪晚期的难逃泥潭龙，为兽脚类手指退化过程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还有霸王龙的祖先“五彩冠龙”、三角龙的祖先“当氏隐龙”等。

学生们发现，徐星一出野外就格外精神。余逸伦曾跟着导师徐星一起去沙漠地带，在艳阳天的中午，当其他人像流浪猫似地躺车底下午休时，徐星却很少休息，满怀热情地工作。徐星说：“我去戈壁无人区，趴到大地上就觉得很舒服，拥抱大地的感觉非常好。”

2015年夏天，正准备进大学的余逸伦，参加到徐星的探险团队中，只见徐星亲自开车，上午从北京出发，傍晚抵达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不妨碍他第二天到处走走挖挖。

2023年，54岁的徐星被评为院士，他的社会事务更多了，曾被戏称为“沙漠骆驼”的徐星还是会时常想念戈壁，“不出野外的感觉就像戒烟，想得慌，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

不过他早已学会“从最细微的事情中寻找幸福”。大学时期，受新疆老乡“一口热酒一口馍”的快乐影响，他欣赏每一件细微的事，当然也包括工作。比如上电视台和演讲台做恐龙科普，给各省博物馆、地质公园做科技顾问，到浙江的3所中小学担任名誉校长……“我想，应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的”。

7年前，保罗第一次见到徐星，就在徐星的办公室里聊了一个多小时，那时他以为，这就是“一名教古生物学的老师”，直到两个月后他才无意得知，“原来徐星这么有名”。

如今，站在新的人生阶段，徐星要想、要做的事情更多了。他是大众熟知的“恐龙院士”、“幸运”的化石猎人、注定载入史册的古生物学家、古脊椎动物研究团队和学生们的引路人，不过，他还是他，一个拥抱大地的人。“参加科学活动本身，就值得快乐”。

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每到上下班时间，北京中关村和二里沟之间的地铁里总是人挤人，其中就有还是研究员的徐星。

在他的Kindle电子书里，有八成都是外文原版书，哲学、经济、生物等学科无所不包。他从小喜欢读书，即便后来工作忙碌，他也会趁机在地铁上，读20分钟书打发时间，有时地铁上人太多，电子书甚至会被挤到眼睛前。

古生物学并非显学，人们时常有“研究恐龙有啥用”的疑问。其实，基于人们对远古生物的喜爱和好奇，各种博物馆、地质公园以及电影、游戏都带来了很高的社会效益，光是《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系列电影，就给“恐龙经济”带来了超60亿美元票房。

作为古生物学家，徐星想得更远。伴随着多年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徐星认为，前沿科学也讲究群众基础，人们喜欢恐龙、喜欢古生物，意味着古生物学在丰富普通人的科学认知、提高社会整体科学水平上能够做更多，让大家认识演化进程、增加对科技本身的认知。

在过去30年，徐星解开了很多中生代的演化之谜。现在，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所长，需要引领学科发展的他，有必要回答些新的问题。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模拟等新技术如何参与到古生物研究中来？传统的化石采集等基础工作如何进入新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当古基因组学、胚胎发育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继将目光投向远古时期，传统的形态学要如何跟多学科整合？正如徐星所说：“演化的历史只有一次，但科学家们讲了好几个版本的故事。”

有人说，故事说多了，难免让人厌烦。但对徐星来说，这个故事还有太多值得添笔的细节：三叠纪末的大灭绝到底发生了什么、恐龙飞向蓝天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鸟类如何在漫长的竞争中“打败”翼龙、真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公园”与现代地球陆地生态系统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就像曾有学者研究，如果人类开着吉普车穿越回白垩纪，会不会被霸王龙追杀？亿万年前的地球太精彩，科学家们每次讲述都能有新剧情。

8月的最后一天，适逢周末，中国古动物馆里有不少参观者。三层楼的场馆遍布各地质时期的化石，有人们熟悉的小盗龙、霸王龙，以及同时期的鱼类、鳄类和翼龙等，中间则是一具巨大的恐龙化石模型……这时，一个孩子问旁边的父亲：“麻雀是恐龙的亲戚，山西山西鳄也是恐龙的朋友吗？”

人们等着徐星讲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